“国语”之变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21/09/18 09:29:21

原标题:“国语”之变

文\本刊特约撰稿 辛世彪

中国自古就有共同语,中华文化的中心自古就在北方,共同语也历来是北方汉语,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书面文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清末民初兴起的国语运动中,“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音”,这就是共同语的标准音,也就是后来的普通话。

1955年,新中国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了普通话的规范标准,将其作为汉语共同语向全国推广。

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国家都有共同语(lingua franca),共同语往往由强势文化中的强势方言做代表,并有大量的书面文献。古希腊有东西南北四大方言群,东部方言群中的雅典方言成为古典时期的标准语。古罗马帝国东部以希腊语为共同语,西部以拉丁语为共同语。

在中国历史上,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曾发生多次转移,现在的普通话并不是单线条从古代某个方言直接承传下来的。

先秦雅言与通语:

从秦晋洛方言到周洛方言

西周时期,今天的晋南、关中、洛阳、陇东一带应该使用同一种方言,可称为秦晋洛方言。《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所说的“雅言”(共同语),就是西周王畿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一带的方言。周代一些重要的分封国都在今晋南一带,靠近王畿之地,因而周室语言也扩至整个晋南地区。《荀子·儒效》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说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姬姓之国所说的雅言扩展到北方受封各国。齐、鲁等国也是周代姬姓、姜姓两大集团的分封国,上层语言也是“雅言”,因此孔子能说雅言。

春秋时期,秦晋间战争不断,仅周襄王时大的战争就有韩原之战、崤之战、彭衙之战、王官之战、令狐之战、武城之战等。河东河西之地忽而属秦,忽而属晋,因而秦晋方言应当仍能保持相当的一致。

战国以后秦晋方言与周洛方言(雅言)开始有分歧。秦汉时期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是最重的基础方言,西汉扬雄的著作《方言》中,秦晋方言材料最多,解释也最细。但是《方言》中另有“通语”、“凡语”之名,后者就是周洛方言(雅言),这说明秦晋方言与周洛方言有不同,这是因为前者受羌戎等少数民族语言影响之故。

汉魏六朝:

金陵音与洛下音

自秦汉以来,中国北方一直有两种权威方言,一是西部的秦晋方言,二是东部的河洛方言。秦晋方言一直对山西及西北地区发挥权威影响,河洛方言则是后世中原一带通语的主要来源。

秦汉时期,秦晋方言仍是大体一致的,东汉后逐渐分化,这也是因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入居融合造成的。东汉时南匈奴内迁,山西北部和中部是迁入地之一。东汉以后,标准语逐渐过渡到东汉的河洛方言(洛阳音)。东汉至魏晋间,汉语语音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就是因为共同语的标准音发生了转移。从此洛阳方言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方言,六朝时的通语,其直接源头之一就是洛阳话。直到晚唐,洛阳仍被认为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语音最纯。

西晋初,匈奴入居山西中部,分为五部,关中北部也有羌人、氐人。西晋末五胡乱华以后,并州上党、司州河东移民南迁,山西中北部先后被匈奴、鲜卑占据。南北朝时期晋陕一带不断有少数民族进入,与汉人杂居通婚,直到隋唐才稳定下来。由于长期的民族融合,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严重,再加上关中与山西的地理条件不同,陕北、山西中北部的方言与晋南关中的方言差距越来越大,秦晋方言逐渐分化为南部的“晋南关中方言”和北部的“晋语”。

河洛方言随着“永嘉南渡”进入南方长江流域,因此,六朝时期共同语出现南北两个变体,“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金陵音”实际上是“洛下”音的南方变体,它们的统一体就是《切韵》音。金陵音与洛下音,就是六朝、隋、初唐时期南北方的共同语。

唐宋时期:

从关中方言到汴洛方言

唐代洛阳音和长安音是不同的。中唐以前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仍是作为标准语北方变体的洛阳音,唐初玄应《一切经音义》反映的音系与《切韵》仍很接近。

武周时期(684-690)皂隶出身的关中礼泉人侯思止把“猪”说成“诛”、“鱼”说成“虞”、“驴”说成“缕(平声)”、“俱”说成“居”,把“鸡”说成“圭”,把“吃”说成“诘”,把“米”说成“弭”,惹得武则天、崔献可大笑,说明当时朝廷所用的标准音必定不是关中长安音。

唐代学者李肇斥“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的关中音为“坊中语”,也说明首都长安有雅音与俗音的分别。这就不难理解,唐初以中原洛阳音为标准的玄奘译音反映的音系,与盛唐及中唐以关中长安音为标准的不空译音和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反映的音系不同。中唐以后汉语语音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音变都与标准音的转变有关,而且大都是从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开始,逐渐推向其他地区的。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洛阳音,实际上是中原河南一带通行的方言,也是北朝到初盛唐的标准音,后来发展成为宋代汴洛方言。晚唐李涪在《刊误》中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洛阳),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这表明洛阳音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具有正统地位。

北宋时共同语的标准音东移,汴洛方言成为中原正音,此后的各种官话方言以及南方方言都受其影响,但以关中长安为中心的秦晋方言仍然对西北地区发生权威性影响,并成为西夏等国学习的汉语官话方言。有唐以来,许多重要的文献和经典都是用这种方言翻译和对音的。南宋迁都临安(杭州),但标准音仍是汴洛方言,这种共同语对江南吴语影响极大。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元代共同语标准音的具体方言,尽管仍然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但元代共同语是中原雅音,与汴洛方言关系密切,这点已无疑问。元代最重要的北曲韵书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其名称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明清官话:

从南京音到北京音

明初定都南京,明成祖时才迁都北京,而且当时的北京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不存在所谓的北京音。明代至清中叶,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南京音(江淮音),有5个声调,实际上它仍与中原的河洛方言关系密切,是明清官话(共同语)的南支,因此一些文献中仍然把这支官话称为中州音或中原音。这支官话在明清耶稣会传教士以及琉球官话教材中有清晰的记录,在闽粤琼等地南方方言的文读音中也保留着它的印记。

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中华帝国各省都有方言、乡音,但是“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教庞迪我神父(D. Pantoja, 1571-1618)学说官话的男童讲“纯粹的南京话”。日本人在江户时代(1603-1869)学的汉语也是南京话,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1750)的标准音也是南京话。实际上,所谓的“南京音”也有文白之分,庞迪我跟男童学的是南京口语音,可称为“南京土话”或“南京方言”;日本人、琉球人所学以及在中国南方闽粤(琼)一带通行的“南京音”是读书音,可称为“南京官话”或“南方官话”。但是两者都有“阴阳上去入”5个声调。

清中叶后,满人入关带来的东北汉语逐渐成为标准音,这就是后来的北京音,它也是在宋元中原雅音基础上形成的,属于明清官话的北支。从统计资料来看,清代来京入户的外地人不少,但来自东北的八旗人所占比例最大,满语及汉语东北方言与北京口语的关系最近。

根据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的记录,19年中叶以前,各种记音材料描写的仍是南京话,可见南系官话的影响。清代咸丰年间满族学者莎彝尊在《正音咀华·十问》(1853)中说:“何为正音?答曰:遵依钦定《字典》、《音韵阐微》之字音即正音也。何为南音?答曰:古在江南省建都,即以江南省话为南音。何为北音?答曰: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京城话为北音。”这里说的南音、北音即明清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分别是官话的南支与北支的口语音,正音即官话文读音,它是中原正音长期演变形成的结果。1880年代的日本人编写的官话课本《官话指南》中说:“中国话本难懂,各处有各处的乡谈,就是官话通行。我听见人说官话还分南北音哪。官话南北腔调儿不同,字音也差不多。”这里说的是作为标准语的官话口语音有南北两支。口语音之上还有读书音,也有南北之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关于历史上的共同语和普通话的来历,牵扯的问题比较多,比如各个时期共同语的标准音问题,明清时期南系官话与北系官话的文白读音问题,有些问题是逐渐认识清楚的,有些问题还在认识当中,学术界还有争论。无可争议的是,北方汉语自古至今都是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留下大量宝贵的书面文献和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汉语共同语经过长期演变,吸纳了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遗产,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