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哪些方面评价近代译学文献整理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11/15 04:12:02

原标题:应从哪些方面评价近代译学文献整理

《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庄际虹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 0 14年8月版,28 .00元。

王培军 学者,上海

几个月前,上海大学出版社出了一部《近代名译丛刊》,第一辑先出四本,为奚若译的《天方夜谭》、伍光建译的《侠隐记》、曾朴译的《九十三年》及庄际虹编的《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丛刊》是我协助选目及编校的。我认为这些近代译品,文章特别好,很有意思,值得喜欢文学的人一读。不久,有位友人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有人见到了,云几年前已拟为之,我闻之“跫然而喜”,引为同调。十几天后,另一位友人又告诉我,说厦大的这位学人,已发表短评,批评了这部《丛刊》。我去网上搜来看了,其文刊于9月28日《南方都市报》(编者按:指张治《经典文学旧译本的重刊》一文),通篇所言,大抵是“顾左右而言他”,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严肃的书评。我觉得有一些话要说,借此也想趁机谈一下,我们对于近代译学文献的整理,应从哪些方面去评价。

如所周知,中国自晚清以来,迻译世界文学名著,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毋庸置疑,较之从前,现今的翻译有了长足进步,其数量之多、所译之“信”,均非昔日所能比。近代译学大家严复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信、达、雅”合一;而鲁迅提倡“硬译”,只注重“信”,不免偏颇。也许是受了鲁迅的影响,现今的翻译之书,多有余于“信”,庶几可以“达”,而颇不足于“雅”。“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诚哉斯言,译文亦何莫不然。换句话说,译文之“译”,固然重要;译文之“文”,也不能不讲。回视近代的翻译史,当初的译学大家,所译之书,无不文采斐然,播在人口。不必说林纾、严复两大家,为晚清的古文大师,而亲操译笔,即伍光建、傅东华、周作人等,也都是享誉一世的大手笔。他们的译作,在文学史上已然“经典化”,而成为“译学经典”。但是这些译作,为晚清民初所出,如今多已绝版,读者并不易见。《丛刊》有见于此,故精选大家名译,分辑刊印行世,于读者、译者,或不无他山之助。

就文学价值而言,奚译的《天方夜谭》,伍译的《侠隐记》,在当日皆倾动一时,无人不知。胡适评伍译云:“我以为近年所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伍光建)所译诸书为第一。”又云:“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认为伍昭扆(光建)先生最不可及。他译大仲马的《侠隐记》十二册,用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谨严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奚若之译,叶圣陶评之云:“这个译本运用古文,非常纯熟而不流入迂腐;气韵渊雅;造句时有新铸而不觉生硬,只见爽利。”有人甚至推之为:“奚若的《天方夜谭》,伍光建的《侠隐记》和《法宫秘史》,都是百炼的精钢,胜过林译千万倍!”(见寒光《林琴南》)就是曾朴的译文,在当年的商务印书馆,也受特殊待遇,“商务稿费,把林、曾并列为最高标准,每千字银洋十六元,约合白米三石许”(见吴琴一《如是我闻“鲁男子”》)。我们之所以选入《丛刊》,即是为此。

而批评者的意见,则认为刊印这些“旧译”,必须进行“底本调查”,否则毫无意义,只能是“一笔糊涂账”。不过,他这里所谓的“底本”,并不是指《丛刊》所收诸书的底本,而是指《丛刊》中所收诸书在当日翻译时所据的“外文原本”;简言之,此“底本”不是“中文的底本”,而是“外文的底本”。

我不知道,批评者使用“底本调查”这个词,是否概念不清,抑或别有用意?“底本的调查”,是文献整理的第一步,如缺少这一环节,版本的优劣就无从谈起,后面的校勘之事,也就大受影响。但是,这个“底本的调查”,并不是指“外文的底本”。“外文的底本”,是译书所据的原版本,在现代的译者,均会自行说明。但是近代的译者,尤其是“林译小说”,却还顾不到此。考证其所据的外文版本,是专门学者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整理这些文献,可以先撇开不管。因为中文底本的佳否(不是指译文优劣),并不决定于“外文的底本”;译文为一事,译文之版本又为一事。这就好比说,我们不识梵文、巴利文、不知“胡本”,也可以校印汉译佛经;甚至,我们识了梵文、巴利文、考出“胡本”,也不见得一定就能校印汉译佛经。其间的道理,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丛刊》之一的《伊索寓言古译四种》,是批评者的集矢所在,因为其中所收《况义》、《意拾喻言》、《海国妙喻》及林译《伊索寓言》,“外文的底本”,译者未作交代,《丛刊》的“编校说明”,也没有指出。本来,“编校说明”并非学术性的“前言”,它是简介的性质,其主要的任务,是向读者说明,《丛刊》选用了什么本子,译者又是些什么人,这些译文,在当日的评价又如何?诸如此类,择其荦荦大者言之,庶几读者开卷即了,不必博士买驴,取人之厌。

批评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认为我们于《伊索寓言》的四种“古译”,“外文的底本”,一律茫然。批评者“告诉”我们:《况义》的“外文底本”,据李奭学的研究,是“四世纪A vianus的拉丁文诗体本”;《意拾喻言》则是“S ir R oger L’E strange的F ables ofA esopandO ther Em inent M ythologists”(按,此为内田庆市指出,见《遐迩贯珍[附解题、索隐]》72页)。林译的《伊索寓言》、《海国妙喻》,目前无人知晓;《天方夜谭》是译者交代的。屈指计之,五个“外文底本”,只弄明白两个。或许是觉得数量不多,批评者又补说了一个《丛刊》拟收而还不见影子的《魔侠传》的“底 本”,据 马 泰 来 的 推 测 ,是“P e te rM otteaux的英译本”;据他本人的“补考”,则是“T hom asShelton的第一个英译本”———有些让人扫兴的是,批评者信心不足,又注了一句:“拙见原主此说,但也有可议之处。”说到底,还是无法确定。可以考定的“外文的底本”,六占其二,终不能由“二”而突破至“三”。

可是,如再稍加追究,这个数字还要锐减,即:“六占其二”之“二”,不得不降而为“一”。因为,据李奭学《中国晚明和欧洲文学》所揭示,《况义》的“外文的底本”,并不能说直接缘于“罗马三脉”———A vianus用拉丁牧歌体重写Babrius,为所谓“三脉”之一———李奭学说:“‘三脉’直接产生的作品,文艺复兴时代教士目为证道故事专集者所在多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改写,据我研究,部分即本源于此。”不仅于此,李奭学还承认:“我虽然相信会士所写或译的寓言应有其证道故事集上的底本,但是一因欧洲中古所传这类集子超过二千种,稽考不易,二因证道故事的传统容许讲者随意改编,所以在翻译上,勉强求取无异胶柱鼓瑟。”也就是说,在《况义》和“罗马三脉”之间,还夹带着一群“证道故事集”。这就好比汉译佛经,与原本佛经之间,还有一大堆西域“胡本”。

我对考证“外文的底本”,从来都不反对,但也不能坚信无疑:我认为,除非译者主动说明,否则,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得“十分之见”(戴东原语)。从来的译者,在译述之际,都不可能只抱一个本子,其参考的众本,取舍如何,你又何从得知?且彼时人又多意译,绝非逐字逐句的“直译”,就算有“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的本事,你也不能担保,什么时候,就把哪吒太子的骨肉,还给了他的叔父、小姨!所以,“编校说明”中,于此种缠夹不清、不能定论之事,便一律不提了。

我们认为,近代译学文献的整理,其本职的工作,并非调查“外文底本”,而是中文“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外文底本”的调查,对于中文“底本”质量的提高,一点也帮不上忙。无论是整理古典文献,还是近代译学文献,首要的工作,均是比勘中文版本,择其佳者为“底本”,进行精勘细校。选择版本固是第一步,而校勘工作尤为核心,新校印本的价值,十之八九,即决定于此。而这位批评者,对于这两项工作,后者只字未提,前者也只说了一句。他也许认为,把“外文底本”一说,其他的,都可仿效“‘伤人乎?’不问马”了。

批评者的这一句,即是:“《况义》的‘编校说明’告诉我们,录入文本依据的底本是戈宝权录本,这在过去倒也可以理解,现存的明抄本都在法国,但是台湾利氏学社已经出版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2009),找这个书还那么难么?”乍一看,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影印本总优于校录本,时间早的本子,总优于晚的本子。这是文献学的常识。不过,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能死守教条。

其实,《况义》的明抄本,藏于法国的有两个,《明清天主教文献》所影印的,是第二抄本。据戈宝权先生研究,第一抄本、第二抄本之间,有多处异文。从戈录本看,第一抄本“字较佳”(第二抄本敓字凡七,第一抄本皆不阙),戈即以第一抄本为底本,而用第二抄本对校,有异文处,用括号注出。2013年中华书局新出的《明清之际西学文本》第一册中,所载《况义》新标校本,底本即是第二抄本,其正文前的“简介”,对此未作说明,但一比勘文字,即较然可知。《丛刊》不以第二抄本的影印本为底本,无非是:一、第二抄本的校录本,在《西学文本》中已收,是“新鲜出炉”的,隔年再录一次,无谓得很;二、戈录本是学人的精校本,它所包含的信息,大于第二抄本,符合张之洞《輶轩语》所定“善本”之第一、第二义:足本、精本(精校、精注)。批评者对于这些抄本,肯定只是闻知而已。

《丛刊》的“编校说明”,只简单交代所据底本,不作取舍理由的阐述,也与读者预设有关。我们意想中的读者,是喜欢文学、有高雅修养的人,他们兴趣在译文的佳妙,而不在琐细的版本知识。尽管如此,《丛刊》所用的底本,皆力求选择最佳本,如奚译《天方夜谭》,用经叶圣陶校注的《万有文库》本;伍译《侠隐记》,用经茅盾校注的《万有文库》本;《九十三年》用真善美书店本,亦为作者的定本。诸家之注,一以简明为主,而不为繁征博引。张岱《四书遇序》云:“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完完全全几句好白文,却被训诂讲章说得零星破碎。”归世昌《假庵杂著》亦云:“余看四书,季父戒勿便阅讲章,须将白文平心理会,讽诵数过,其义自见。”针砭大有道理。今日“详注”之书,字饤句饾,“螺蛳壳里做道场”,徒乱读者意的,也已够多的了。

《丛刊》固是一个文学读本,不是学术性的本子(如学术本子,自必用繁体字排),但它的校订质量,较之前此诸本,却也不无胜处。姑举一二例,聊为说明。《况义》第6则云:

一犬噬肉而跑,缘木梁渡河,下顾水中肉影,又复云肉也。……其欲逐逐,丧所怀来,厖也可使忘影哉。

按,戈校本“厖也”,原作“庞”,为识字偶误;《丛刊》据第二抄本改。厖或庬、同“尨”,意为长毛狗;庞训庞大、杂乱,是别一字,不指“狗”(训庞大、杂乱时,可通)。第二手抄本作“厖”,戈所见第一抄本,必是作“庬”,而“尤”上之“彡”,或较潦便,戈失察而误作“庞”。《西学文本》本作“厖”,不误,然《西学文本》本于“厖也”后,加一逗号,句读遂欠通。又“其欲逐逐”,《西学文本》本作“遂遂”,亦为显谬。李奭学《中国晚明和欧洲文学》71页脚注2,也认为“这句话费解”,疑“庞”字“为笔误”,而据《物感》的改写本,改之作“尨”;———从校勘学上说,这不免“勇改”了(应据李氏能读到的杨扬校录本,改作“厖”)。又李书72页脚注2,考“丧所怀来”出典,认为只见于《聊斋志异》。其实,其语本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要之,如此一小段文字,问题之多,仿用批评者的话,也可说“颇考验对于文献的认知水平”。

《丛刊》所收近代译学文献,多为古文译本,所以编校的重点,并非外文的问题,而仍是古文的问题。就算取来“外文底本”,用之于校勘,也无法解决问题;要想解决,必须回归到中文。如《意拾喻言》第18则云:“黑狗将诞栽子,苦无地方,乃求其白狗。”“栽子”一语,不经见,读者或不能无疑。颜瑞芳《清代伊索寓言汉译三种》于“诞栽子”注云:“原书之英文对照为:litter her w helps,产下幼子。”其注自不误,但“栽子”指幼子,在中文文献里,尚缺少证据,不能落实。按,“栽”即秧子,见于杜甫诗,近人庞俊《养晴室笔记》卷三“桃栽”条,详考此语:

杜诗《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今按桃栽即桃秧,桤木栽即桤木秧,松树子栽即松树子秧,无不可通。古人呼稚树曰栽子。东坡有《谢关景仁送红梅栽》诗,……皆谓稚树也。

庞氏所考殊确,“栽”即秧子,原指植物言,后来扩指动物,亦题中应有义。我的家乡蔑称小孩,必曰“小秧子”,可为旁证。“诞栽子”的校注,徵引及此,才算“彻底的解决”。我们“不着一字”,但并不表示,就不曾仔细校勘。这些情况,在古籍文献整理者那里,都是不言自喻,心知肚明的;而在外行浅学者看来,一定以为“沉默即是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