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23/06/07 04:25:08
干部“带病提拔”，是多年来组织部门一直在努力避免但却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落马官员都有“边腐边升”的经历。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两个：一个是干部选任制度不完善或具体工作失误较多，致使“劣胜优汰”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个是干部队伍中“病官”太多，防不胜防。
所以，遏制“带病提拔”必须标本兼治，打好组合拳，在认真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各环节“变形”、“失效”等问题的同时，努力做到“关口前移”，把更多的功夫下到优化官场生态，压缩“病官”基数上。
一个简单的概率问题
假如外表同样光鲜的两箱苹果摆在我们面前，其中甲箱有一成左右烂心了，乙箱有五成左右烂心了。两个人分别在这两个箱子中挑选同样数量的苹果。结果不言而喻：在甲箱中挑出的苹果肯定好的多，坏的少;在乙箱，则必然相反。
同样道理：假定在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中，“染病”官员只占总数的10%，那么，即使其中的50 %得到提拔，占领导干部总数的比重也只有5%;如果“染病”官员达到50%，即使其中只有20%得以提拔，在总数中的比重也要达到10%。
那么，“染病”官员究竟有多大比重呢?这首先需要界定，本文所说的“病官”，不是指存在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而是指严重违纪的官员，也可称作“贪腐分子”。按照通常说法，这样的人只是极少数。
我们当然无法用统计数据来精确判断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实际，因为“病官”不一定都暴露出来并受到查处。但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三十年来，“病官”有所增多，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单位或某个局部地区，贪腐之风已呈纵向延伸、横向泛滥态势。如，河南省自2006年到2011年，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安徽省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被查处，且多涉买官卖官;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案牵涉干部303名;十八大后山西省共有26位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包括4位省部级官员;中石油窝案更是令人瞠目、震惊。
很明显，如果官场生态得不到净化，“染病”官员基数过大，干部选拔工作做得再细，也难以避免用人失察、“病官”上位。
“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应该保持下去
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打虎”、“拍蝇”，还是整肃风纪，力度都非常大。大小贪官纷纷落马;奢靡之风明显收敛;公众的反腐信心得到提振。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这种高压态势保持下去，避免一阵风过后，贪腐和奢侈之风死灰复燃。
首先，必须形成上下同心协力的局面。目前很多地方的案件查办，是在中央巡视组的督促下进行的。今后，仍离不开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敦促和监督，有些案件甚至需要越级查办。但是，要使高压反腐成为常态，省、市、县党委和纪委，必须在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有案必查，查必求真。
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办案为主业，解决好力量分散和形式主义泛滥的问题。前些年，从上到下，纪检委的编制不断增加，内设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惩腐肃贪的效果却没有明显提高。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纪委职能外延不断扩大，结果办案职能越来越弱化，如今聚焦到了办案上，所以效果比较好。”
笔者认为，除了力量分散以外，形式主义也是一个比重不小的“负能量”。有的地方，纪委一边清理其他部门的达标竞赛，一边组织本系统的创先争位评比活动。编制不多的县级纪委，也要对应上级纪委的处室分成若干组，每个组都按规范化要求，耗费大量精力，编制包括规划、规则、测评、简报、总结等文字材料。
某边远小县，户籍人口虽超过10万，但大部分由“三权”在上的国有企业管辖，县里真正管辖的人口只有3万人左右。县纪委六、七个人，一年内只查办两三起轻微违纪案件，但编写和打印的文字材料多达六、七十册，装在三十来个精美的文件夹里，摞起来近两米来高。他们说，上级纪委检查时候主要看这些。应该说，这种状况正在逐步转变，但要达到精简效能的要求，还需继续努力。
再次，巡视工作应突出反腐重点，增强“威慑力”。前些年的巡视工作，内容过于庞杂，致使震慑和警示作用大打折扣。近两年来，巡视内容逐步集中到发现腐败案件线索上来，实效性明显提高。中央巡视组于去年11月下旬启动的第三轮巡视，将结合被巡视单位实际，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专项巡视”，以求精准发现、定点突破。省级巡视组，也应参照这些做法，在发现违纪违法案件线索，增强工作精准度、震慑力上下功夫。
反腐倡廉制度化法治化的步伐应加快求实
高压反腐，尽管威力很大，但毕竟属于“治标”，如何从侧重“治标”向标本兼治、侧重“治本”转变，是一个提出多年但仍需继续破解的大课题。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就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开始由运动式反腐、权力反腐向制度化反腐转变，并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从总体上看，转变的步伐比较缓慢，特别是在“文本规定”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上，尚有很大差距。据有的学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但在其中，70%只具有教育功能而无任何处罚措施，90%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临时规定，系统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尚未形成。
如应该具备权力制约功能的建设项目“招投标”、土地使用权“招拍挂”、政府用品统一采购等制度已出台多年，但从最近连续曝光的贪腐案件看，权力寻租的行为却基本上没有得到遏制。日常的反腐倡廉、整纪刹风工作，仍没有摆脱不断地发文开会、不断地强化机构、不断地组织思想教育活动、不断地开展专项整治或检查评比、不断地向上级集中权力等路径依赖。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在权力制约和依法治国等方面推出了若干改革措施，释放出制度化反腐的强劲讯号。笔者认为，贯彻两次全会精神，必须在突破、求实上下功夫。
——应适度降低宣传教育的调门，让领导干部的廉政观念更贴近实际，更具约束力。实践证明，思想教育虽然在舆论导向和传道明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政治生态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制度化建设不能及时跟进，一味追求宣传调门的提高和教育形式的出新，不但有限的收效难以获得，而且会助长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说假话的不良倾向，损毁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落马贪官，在位时往往留下雷人的“廉政”语录，成为公众嘲讽的对象。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调门过高，作用适得其反。
——应健全行政审批制度，建立有效的“权力清单”。在落马地方官员中，省、市、县三级党委书记的比重明显高于行政长官，这似乎与各种审批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常规相悖。实际上，权力过于集中于党委书记的问题，已经成为腐败滋生的体制性根源。所以，既要按照四中全会的部署，在完善行政审批制度过程中，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又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划分各自的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应加快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名副其实的阳光财政。这方面的改革内容很多，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把政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预算内管理，堵住体制外流失的黑洞;二是改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继续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压缩专项转移支付，堵塞权力寻租漏洞;三是健全财政预决算的报告、审议和公开制度，让人大机关具有名副其实的决策权，人民代表和关注政府钱袋子的普通公民获得实实在在的知情权、参与权。
——应继续推进国家立法，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按照四中全会要求，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适时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制度。
——应充分发挥人大、检察和审计等机关的作用，建立严格的依法查案制度。通过深化人大制度改革，解决权力机关虚位的问题，更好地发挥人大机关的监督作用;健全审计制度，上紧防止公共财产流失的“安全阀”;在适当的时机，将纪检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职能分离给司法机关，从而把反腐斗争全程纳入法治轨道。
——应积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形成立体监督的态势。由“同体监督”(党内监督)为主逐步向“异体监督”(党外监督)为主转变，建立健全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媒体和网络监督等机制，促使公共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总之，要通过深化改革，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逐步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使病入膏肓的贪腐分子无处遁形，使轻微“染病”的官员恢复健康，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加纯洁，从而大大降低干部带病提拔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