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赶着一群牛羊走了大半年 终于从南京走到了重庆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9/12/09 04:35:05

原标题:他们赶着一群牛羊走了大半年 终于从南京走到了重庆

▲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园。

七七大礼堂是唯一留存遗址 在重庆大学A区后校门旁,一栋两层楼高,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黄墙灰瓦的老建筑矗立在几棵大树下,阳光洒在斑驳的墙面上,让这栋建筑显得分外厚重。这里就是历经77年风雨的七七抗战大礼堂,也是国立中央大学留在重庆的唯一遗址。 七七抗战大礼堂位于重庆大学松林坡,因此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松林坡礼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内迁重庆高校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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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时间里,1900余个巨大的木箱陆续制作完成。它们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图书仪器,与全校师生一道踏上内迁重庆之路。他们分别从水路和陆路,辗转抵达重庆沙坪坝,继续着传道授业、求学问识之路。

这所大学,就是在抗战爆发后,率先踏上西迁重庆之路的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馆长张荣祥说,国立中央大学的成功内迁,拉开了全国高校陆续西迁的大幕。

提前制作1900余个木箱

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能做到这一步,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功不可没。

罗家伦自1932年8月上任以后,一直观察时局,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与中华民族即将面临的深重危难。他很早就断定中日必战,战则南京必不保!

因此,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之前,罗家伦就指示学校后勤部门赶制大量木箱,足足提前了近两年,为学校内迁做准备。

据罗家伦在1941年6月16日写于重庆的个人回忆录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心里就明白最后关头已到。尤其是在7月15日当天,从何应钦(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处得知,前一天晚上平汉路上有1300辆货车已经开始大量运兵的消息后,罗家伦就开始做迁校的布置。

“我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

罗家伦自7月15日起,就开始组织师生紧急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存放。罗家伦的这一安排抢在了炮火和死神的前面。就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加紧装箱转运的过程中,学校先后遭到了日本飞机的4次轰炸。幸运的是,罗家伦总是能提前预感到危险的降临,先一步做出安排,避免了学校教学资源的损失。

至10月上旬西迁开始时,在罗家伦的安排下,学校的图书、仪器已全部装箱完毕,趁敌机轰炸的间隙运到码头,数量达1900余箱。

民生公司相助内迁重庆

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余名学生、1000余名教职工及1000多名家属,共4000余人,开始了漫漫西迁路。

由于船运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大家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由中央大学联络站负责至重庆的舱位安排。迁移虽然无比艰辛,但进展比较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的时间是11月中旬。

学生们坐船离开南京后,10月下旬,装有所有图书、仪器的木箱也准备离开码头从水路前往重庆。但此时,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但无船可运。

就在此时,国立中央大学意外获得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

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卢作孚决定让这批客运船只,免费帮助中央大学运送图书、仪器。

据资料记载,当时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飞机三架,由于太大,只能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尸体也放在里面。冒着敌机轰炸的威胁,罗家伦一行终于在11月中旬将图书馆大部分藏书及仪器运抵重庆沙坪坝。

“鸡犬不留”全运走

1938年11月中旬,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动物大军”。在历经了大半年的长途跋涉之后,它们终于奇迹般地来到重庆。

罗家伦在他在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形容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1937年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场职工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至江边上船。这些笼子都是此前他们不分日夜,用木板条做好的结实木条小箱,非常适合赶路用。

这支“动物大军”冒着日军的炮火,一点点向着重庆前进,终于在1938年深秋,全部顺利抵达重庆沙坪坝。

钻防空洞成为日常

迁到重庆之后的国立中央大学,在继续办学的同时,不得不面临日本飞机隔三岔五的轰炸,学校的图书馆、校舍等都曾遭到破坏。中央大学森林系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

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师生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家伦乐观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

“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1941年8月,罗家伦因故请辞。在离开中央大学时的告别演说中,他留下了这样的壮语。

社区居民唱爱国歌曲

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

重庆晨报讯 记者 任明勇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和我的祖国》、《保卫黄河》……昨日上午,渝北区宝圣湖街道举办了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主题的爱国歌曲合唱比赛,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19个社区代表队参加了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