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辈的抗战历程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10/19 12:36:05

原标题:我父辈的抗战历程

□王长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些天常常想起小时候奶奶经常对我们弟兄说的话:“八年抗战,我的三个儿子都是扛枪打日本的!”所以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父辈的纪念。

我们的老家在陕西最北端的府谷县,祖上从山西来到陕西。

在父亲的几个弟兄里,大爹王富仁在1936年被榆林的22军抓了壮丁,抗战期间驻守在黄河西岸,抵御日寇侵犯陕西。

我父亲王富义排行老二,出生于农历丁巳年(1917年)。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八岁。记得父亲时常对我们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受过的艰难,你们做梦也想不来!从九岁到十七岁,我在煤窑里背过炭,在梁记铁匠炉当学徒拉大风箱、打铁,给苏家当过长工,看菜园子、放牛担水,跟上舅舅学扳船,在黄河里当过艄公,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担水、卖水,从小南门下到黄河岸去担水,再爬一百多道石塄把水担上来,送到城里大户人家;十七岁上进县衙门当了勤杂工,还是担水、扫院、看大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7月,二十岁的父亲被府谷县保安队征了壮丁,8月被送往榆林,编入“榆林专区壮丁大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壮丁大队的新兵经西安乘火车被送往上海前线,父亲被补入张治中将军率领的国民军87师特务连三排当兵。87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外围,在吴淞口、宝山、杨树浦与日军激战。11月初,中国守军后方受到日军威胁,被迫全线撤退。至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工厂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淞沪会战后期,父亲所在的87师被编入孙元良任军长的72军,师长王敬久带领这支德械装备的部队退却到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南京沦陷。

多年之后,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惨痛的经历时,总是悲愤不已。他说:“我们这批从榆林到上海抗战的新兵,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日本很勇敢,不怕死!作战两个多月,榆林来的弟兄阵亡了一百多个。上海没守住,退到南京更惨!大官员们都逃跑了,他们逃过长江,把轮船、木船、连打鱼的小舟都烧了,把二十多万军队和几十万同胞百姓撂在长江南岸,呼天抢地,惨不忍睹!南京失守后,我和七十多个散兵在下关转了半个多月,无法过江。有两个河南兵不会水,望着波浪滚滚的长江直哭鼻子。我就对他俩说,你们不要哭,我自小在黄河岸长大,水性好,你们去找块木板,咱们游过长江去!可是找来找去,一块木板也找不到,早被人们抢光了,他俩急得直跺脚。我说,不要怕,咱们到铁路上卸一根枕木。把枕木拆了抬到江边。我让他俩只管抱紧枕木,我来蹬水。就这样,我们三个游过了长江,死里逃生!差一点就做了日本鬼子大屠杀的刀下鬼!”

1937年12月,父亲和他的战友游过长江,一路向北到徐州,找到了原来的部队72军87师,随即投入了“徐州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次年三、四月间,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攻防结合,灵活机动,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但是在会战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国军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徐州失守后,父亲随部队撤退到开封,在漌口车站等火车时,被国军第80军的拉兵站抓了“散兵”,编入新兵队。80军一路向西到西安后,驻扎在北郊杨善乡杨卷村休整,然后又往甘肃兰州开拔,父亲被编入特务连当二等兵。1939年12月调80军补充团三营十一连任下士班长,驻扎甘肃平凉。1941年4月调至80军工兵营三连任上士班长,随80军开赴河南、山西,参加了“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这一阶段的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军17万大军防守的中条山在20天内全线失守,7万官兵罹难;但是由于西北军三年浴血苦战,牢牢地钳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得以确保。

我父亲在中条山战役中腿部负伤,1941年9月被送到洛阳80军驻洛办事处养伤,以后又调入80军驻陕办事处,任准尉附员,安排在西安北郊红庙坡看守军需仓库。1944年4月,80军被整编为第一军,后来又整编为91军,父亲一直在红庙坡仓库任准尉库员。从1937年8月到1941年9月,父亲出生入死,经历五年戎马生涯,到红庙坡看守仓库之后,才算稳定下来。

我三爹王富礼六岁夭折,四爹生下来取名“补四子”,官名叫王富智。父亲当兵以后,十三岁的四爹受当时府谷城里“平民夜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和鼓动,背着我奶奶到神木盘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以后,这支队伍渡河到了山西河曲,被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收编,1939年随贺龙部驻守延安。四爹到延安后,给大爹王富仁写了一封信,说延安办了“抗大”,欢迎“知识分子”,你念过书,到延安来上“抗大”吧!谁知这封信落到了22军一个连长的手里,他说这是王富仁“私通共党八路”的证据,不容分说,把我大爹捆绑到神木高家堡,活活地打死了!

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尚能和四爹通信,知道他已驻防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任传达班班长,但后来没了音信。父亲曾对我说:“解放后,我打听了几年,民政部门也去过,但没有任何你四爹的信息。只知道抗战后期,你四爹编入边区独八团,在定边县驻守,给延安送炭、送盐,1945年我们还有通信。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马鸿逵的骑兵进攻边区,包围了独八团,八路军损失惨重,你四爹恐怕就在这次战役牺牲了,连姓名也没留下!”

父亲在西安红庙坡时,叫我奶奶带着我妈和我堂兄从陕北来到西安。红庙坡在西安北关外龙首原西段,距北门也就三四里路,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东头有一座道观,明朝时建的,叫昊天官庙。庙门高大,红墙灰瓦,飞檐斗拱,老远就能看到,老百姓叫它红庙。抗战时期,这里被80军征用,做了军需仓库,父亲带着几个护兵看守仓库。父母的家,就安顿在庙院的“三清殿”旧址。父母成婚后,在红庙坡生了我们弟兄三个。

因为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免不了接受审查,遇到了很多波折。1978年,父亲去世。

父辈们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出生入死,抵御外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