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编的两本读书指南:为康有为梁启超引路

来源:互联网新闻 编辑:余姚网 时间:2018/10/21 09:10:57

现如今,“藏书家”已成了公认的美名,翻看近年各大拍卖公司竞拍古籍珍本的光鲜记录,颇有目不暇给之感。而真正如清儒陈澧所说,能够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的“读书家”,在这个碎片化、数据化、商业化的大藏书时代,却越来越成为稀有动物。即便在号称博雅的文史学界,藏书甚至玩书的名家不少,但究竟有几个算得上“读书家”,大家心里清楚。追求知识积累而忽视书卷涵咏,推崇博雅而省略大体,“横通”之士横行,自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将“藏书家”和“读书家”的对举,则是张之洞《书目答问》发明的说法。

作为晚清致力于洋务新政的督抚重臣,张之洞早年却是以提倡风教的学臣形象知名于世。同治末光绪初,张之洞先后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任考官或学政,先后在武昌和成都设立经心、尊经两所书院。在此期间,组织人力编写的《輶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从不同层次上指示读书人的入门途径,对乾嘉汉学的地方化与常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之洞

张之洞:集“文采”与“实用”于一身

张之洞的门生周锡恩,曾称颂他“学术如纪(昀)、阮(元)两文达,而实用过之;经济如林(则徐)、胡(林翼)两文忠,而文采过之”,不免失之于谀。但将乾嘉儒臣的“文采”与道咸督抚的“实用”集于一身,颇能窥得张之洞的心事。

张之洞早岁受学于胡林翼,颇以兵略、经济自负;入京师,却很快融入“清流”考据的圈子。此种复杂的学术背景,影响到后来的视学、办学活动。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曾国藩向新任陕甘学政许振祎传授视学经验,将张之洞与祁寯藻、张金镛等前代学臣相提并论,盛加称赞。至于三者诱掖士子的共同之处,曾国藩指出:

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愿阁下于告示或批评中常假以齿牙之芬,予以华衮之誉,……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如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林翼)每以此法诱掖将才。

曾国藩此段议论,暗示了同光学臣与道咸军功一代的联系。胡林翼、曾国藩的经济之学,对于张之洞而言,并非标榜于外的学统,而是左右其处事方式的更为内在的经验。张之洞早期不仅延续了乾嘉儒臣提倡的经古内容,更体谅到不同地域、层次士子的接受能力,不惜奖励劝勉来诱成人才,确实是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

胡林翼

《輶轩语》:为不同层次士子指点“汉学”门径

同治、光绪之交,“汉学”考据在京师、江浙等地已显现衰微迹象,各种路数的汉宋融合论正在成为南北学人的共识。但“汉学”考据的惯性仍不容小视,学术风气的地域分布也不尽平衡。尤其对于四川、湖广等较少受考据学风濡染的地域而言,乾嘉时期江南地带“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尚未出现;相对于小楷、八股、试帖诗等“俗学”,课试经古仍不失为一种新学风。

《輶轩语》

正是基于这种“时间差”的认识,光绪初年张之洞自己虽已倾向理学,但在同时期发落四川士子的《輶轩语》当中,依然强调“宜讲汉学”,以为:“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基本上是在演绎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的观点。而在推荐书目时,亦特地注明:“国朝江藩有《汉学师承记》,当看。阮元《经籍籑诂》,为训诂最要之书。”《輶轩语》已主张“沟通汉、宋”的原则,但明眼人已看出,其折衷门户的背后,仍是“趋重汉学”。(见王锡蕃《光绪乙未福建学署刊本輶轩语序》)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成都创设尊经书院和尊经书局,以《学海堂集》、《诂经精舍文钞》激励诸生,不课性理、时文。与此同时,更编纂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二书,试图使“汉学”门径向更大范围的中下层学子开放。张之洞在《輶轩语》的自序中提到其书“颇甚浅近,间及精深,缘质学非一,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故在“语行”、“语学”、“语文”三篇外,另设有“学究语”一篇,专为“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说法。但即便在“为高材生劝勉”的主体部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目之下,也会出现“是一书名,省文可偁[称]《四库提要》”的注解,可见其设定的读者水准并不太高。

《輶轩语》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能兼顾不同层次士子的需求,在教人以治学门径的同时,用大篇幅传授科场程式,详举避讳字、磨勘条例等实用内容。全书“不为大言空论,称心而谈”,既以实用知识诱引士子,而如“读经宜读全本”、“读经宜先识字”、“宜读国朝人经学书”、“宜专治一经”、“贵通大义”等治学原则,或者也能在潜移默化之间及于一般诸生,乃至“乡塾童蒙”。由于具有普及性,《輶轩语》在刊行之初就备受称扬,如光绪二年(1876)湖北退补斋版胡凤丹序即指出:“它人当此,将必高自标置,引己绳物,放言伟论,闳大不经。方闻之士惊若河汉,才人习气往往而然。太史(张之洞)校士之暇,缀为是编,所言独平易近情,笃实切理,无歧涂,无躐级。”

《书目答问》:实为一部乾嘉以降学术史

同时期,张之洞还会同缪荃孙、章寿康等人纂成《书目答问》,用书目的形式普及学术门径。关于《书目答问》一书的撰者,历来颇有争论。我大体认同陈垣先生《〈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一文的考证,即认为该书主要由张之洞编撰,缪荃孙参与助修、订正,并经过王懿荣、潘祖荫等人的审订;而缪荃孙的自述对他在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夸张。又据缪荃孙《章硕卿传》:“乙亥(1875)余为张文襄公撰《书目答问》,时引君为助。”代撰之事未必可信,但章寿康亦应参与了编纂。

《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附录《国朝箸述诸家姓名略》,依次按照经学、史学、理学、经学史学兼理学、小学、文选学、算学、校勘、金石学、古文、骈体文、诗、词、经济等类别,分门别派列举有清一代著名学者,实际上就是一部按学科分类的学术史。

按语有云:“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主张从训诂文字入手治经史,又以经史为其他一切学问的根柢,大体不出乾嘉老辈成法。而所著录书目“其原书为修《四库全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及时收录了《四库提要》成书近百年来未及入录的著述,带有普及乾嘉以降学术新知的倾向。

据震钧《天咫偶闻》:“咸丰庚申(1860)以后,人家旧书多散出市上,人无买者,故值极贱,宋椠亦多。同治初元以后乃渐贵,然收者终少。至光绪初,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是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提及《书目答问》对于京师藏书风气的影响。

二本书的定位:“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

事实上,《书目答问》着眼于“告语生童”,书后附有“别录”方便初学,并非“藏书家编次目录”,而重在养成“读书家”。编纂者在该书《略例》中特地指出:“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此外,《书目答问》本文对“读书家”与“藏书家”亦颇有区分,论“目录之学”即指出:“若遂初堂、明文渊阁、焦竑《经籍志》、菉竹堂、世善堂、绛云楼、述古堂《敏求记》、天一阁、传是楼、汲古阁、季沧苇《浙江采进遗书》、文瑞楼、爱日精庐各家书目,或略或误,或别有取义,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

然而,由于《书目答问》所收较为宏博,难免在流传过程中偏离原先目标。如李慈铭就曾批评《书目答问》“意在自炫,稍病贪多,非教中人之法”。随着此后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问世,《书目答问》逐渐变身为藏书家的秘籍。直到最近,还有学者、藏家利用公私藏书丰富、补注之。类似举措,固然有功于学林,却未必符合张之洞等编纂此书的初衷。

关于《輶轩语》、《书目答问》的功能定位,恐怕还要还原张之洞自身的认识。光绪二年(1876)张之洞致信王懿荣,请其与潘祖荫、缪荃孙共同订正《书目答问》,就声称“此书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但是仍可“与潘少宗伯(祖荫)一观”;至于《輶轩语》,则“真是告示、公牍一类物事,……虽潘宗伯亦不可与看,见之徒令其骂耳”。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二书均被张之洞看作应一时之需的“公牍”,而非传之久远的“著述”。

清代道光、咸丰以降,随着内外局势的激变,理学、诸子学、今文经学相继兴起,乾嘉考据学似已走过巅峰期,而趋于异变甚至式微。然而,就整个士林社会的接受程度看,“汉学”风气的常识化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从经古书院到官书局,考据学风自江南、京师两大策源地向岭南及内地各省份扩展,逐渐获得更大地域、更多层次士子的认同。

张之洞早年的督学成绩,不出阮元、曾国藩等儒学名臣提倡经古的轨迹;而在与内地风气磨合的过程中,又须对庞杂的学术整体进行整理,条列其要点,铺陈其门径。相对于《皇清经解》、《四库提要》所代表的高端知识,《輶轩语》、《书目答问》等“门径书”的缓冲作用洵为重要,甚至充当了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等许多近代以降学者修治经史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