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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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封建 社会 ，所谓“ 农村 经济 ”，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 中国 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 发展 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 影响 的 历史 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 自然 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 现代 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 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 分析 。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１）。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干戈不息，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史载：“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２）。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更是一片凄凉景象。有的以至“多是无人之地”（３）。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这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为了复洒农村经济，勇敢地面对现实，担负起历史重任。在农村以休养生息、开垦土地、增加户口为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完善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土地与赋役管理的同时，坚决运用中央集权的 政治 威力，围绕着调整人口布局和增加耕地面积两个中心环节，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进行空前规模的人口大移徙以及土地大开发，使中国农村一改元末以来的残破面目。关于这次人口大移徙的政策与背景、种类与人数、地区与路线、成效与影响等，已有人专门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４）。重复描述，自然是多余的。　　　　　　　　　　　　　　　　　　　　　　　　　　　　　　
　　概括起来说，这次调军移民垦荒运动，最早始于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继于至正二十七年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时“徙民最多”，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至“正统后屯政稍驰”，大规模开垦生、荒地的运动基本上停止，为时凡９０多年。于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耻，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５）。全国耕地面积由此大增。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自然也最多。其中，军屯曾达到８９万余顷（６）。至洪武十六年统计，有数字可考的垦田数为１８０５２１６顷（７）。移动的地区主要为山西、山东、河南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