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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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与概况：“汉学”和“中国学”的共同之处是研究对象相同，旧式“汉学”强调用19世纪研究希腊、罗马的文献批评原则解读中国文献，承认中国文化比较独特，不能完全用西方概念理解；“中国学研究”则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国，试图象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那样整合中国的文献。陈启能提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二战以后的称为“中国学研究”（《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许多介绍西方汉学成果的中国学者倾向于把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成果称为“汉学”，研究近现代、当代中国的成果称为“中国学研究”。李学勤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不能算做“汉学”（见《汉学漫话》，《东方》1995年 1期），自有其道理，但是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较易被欧美学者了解与引用，日本的学术亦相当西化。
　　中国学研究的西文杂志近50种，据美国宾州大学自然科学史专家内森·席文的估计，专著约400种。华裔学者张灏估计美国（不包括欧洲）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学博士，其中研究古代史的约500人（《当西方遇见东方》，台湾光华杂志社，1989年）。中国史学是世界三大史学之一，其余两种，西亚史学和欧洲史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和、影响的程度比较深，中国史学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独立发展。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的了解通常通过汉学家的努力而实现，因此，西方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学研究里的地位比较高。在此仅就自己视线所及谈几个问题。
　　二、关于中国古代史料的讨论：1956至1958年，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就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典籍举行了一系列讨论会，会后编辑《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一书，毕斯利、浦立本、何四维、房德龙、傅吾康等资深汉学家撰文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史官和史学传统，以及中国的编年史、断代史、官修史学、实录、刘知几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等，以汉学家的身份回答了以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家对中国史籍的批评。《剑桥中国史》各卷作者都首先介绍自己使用的史料，无论是官修史书、档案或私人史著，都引用了《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的论述。1981年，巴特菲尔德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学的起源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史学，特别赞扬了中国远古时代即已确立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及最早把西方文献批评原则介绍到中国的顾颉刚的功绩（该著部分章节的译文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代表了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史学认识上的转变。西方学界对中国史籍的批评有二：一为甘四史不是第一手资料，缺乏据以写成正史的原始史料的印证；二为中国学者引用史料时不进行分析和辩别的态度。因而西方汉学家特别急于找到可以检验史籍可靠性的第一手资料。1993年，伦敦寒山堂出版社印行《欧洲汉学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汇集了1992年4月台湾学术会议的论文。《剑桥中国秦汉史》主编鲁惟一的论文《中华帝国早期史：西方学者的贡献》（译文见《炎黄文化研究》》1998年5期）表明已经找到了这样的史料即20年来中国出土的简、帛及各种形式的史料。鲁惟一强调这些行政、法律文书和不同版本的历史、哲学典籍及技术书籍可能是与已经确定的中国传统存在方式完全不同的文字记载，做为第一手资料从局部上纠正了典籍中的一些错误，也从宏观上印证了中国史籍的史料价值。目前，西方史家希望中国方面尽快发表这些西方学者视为“人类共同财富”的史料。
　　关于中国史料的另一次争议源于《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作者卜德对《史记》的质疑。《剑桥中国秦汉史》印数很多，但是评论文章不到10篇，其中河南大学龚留柱的《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年6期）注意到西方学者重视介绍史料、在使用史料时持审慎的保留或怀疑态度的倾向。对卜德做出正面回应的是对中外中国古史研究均熟悉的吕宗力。卜德提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六条记载历史上不大可能发生，因此有充分理由怀疑《史记》的史料价值。吕宗力就公元前211年坠星铭文“始皇帝死而地分”这条史料进行分析。日本学者栗原朋信根据秦始皇活着时别人不能用“始皇帝”一词断定卢生和侯生私下议论时用“始皇”相称一事有疑，吕宗力援引《史记》全书各卷的文例，用与栗原朋信相同的逻辑和语义学原则推论栗原的论证过程有失误，从而回答了卜德的疑问。中国学者以往对汉学成果的回应多在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这次沿用与外国学者相同的原则在《史记》的史料价值方面得出与对方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接轨。
　　三、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50、60年代的讨论由穆四基编成《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发展还是停滞不前？》（美国希思出版公司，1965年）。主要有“循环论”、“直线论”和“文明死亡论”三种意见。持直线论的学者进一步就历史分期提出不同意见，由于对“封建制”概念理解得比较一致（主要依据法国年鉴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