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联手打中国呢,若打中国国共合作能有用吗?若中国战败还能翻身吗?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联手打中国呢,若打中国国共合作能有用吗?若中国战败还能翻身吗?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联手打中国呢,若打中国国共合作能有用吗?若中国战败还能翻身吗?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联手打中国呢,若打中国国共合作能有用吗?若中国战败还能翻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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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是我们（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友邦.国民政府的装备几乎都是德式装备.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总理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向蒋介石赠送三辆汽车,其中一辆与希特勒检阅军队时所乘相同,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渐入佳境.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原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佛采尔来华担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十分轻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旧式军人或留日出身的,认为他们“只知侈谈理论”,因而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而对于恃才傲物、同蒋介石不无龃龉的宋子文,佛采尔却一见如故,经常陪同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与新建立的教导队,关系非常密切.这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另外,佛采尔个性倔强、脾气生硬,同其他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佛采尔总顾问一职易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赏识,他让塞克特享有优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当于2000美元,这是此前佛采尔月薪的3倍.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所无法企及的.塞克特来华就职后,国民政府特设了总顾问办公厅.蒋介石曾命令参谋本部、军政部等中央军事部门都必须向塞克特全面报告有关情况.塞克特常以蒋的名义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有的时候,塞克特还代表蒋介石视察、检阅部队.
　　塞克特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第五次“围剿”之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30个师,塞克特坚决反对,向蒋介石力陈己见,甚至以提前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张.
　　1935年塞克特辞职离华前夕,曾向蒋介石竭力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此后,法肯豪森便成为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担任过德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总监、陆军团长、步兵学校校长.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地区即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日军进犯.为此,中国应将作战部队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在华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则为最后防地,应规划兵工业和发展运输.这些建议有不少经以后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来华的众多军事顾问外,还有一位德国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中日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被派驻南京.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担负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杀戮,拉贝也因此被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军火
　　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之间战略物资和军火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4年8月,中德签订《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以砂矿和农产品换回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企业设备.1936年5月,中德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用此购买德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之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1938年5年中,德国从中国进口的钨砂（制造枪炮等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分别为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和8962吨,从中国钨砂占德国进口钨砂的比例来看,1934年占57.2%,至1937年已达70.6%.除了钨砂以外,德国还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料起了很大作用.
　　中德断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了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至1943年11月,德国政府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砂进口中断,国内储量仅够10个月的使用.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议用黄金同中国交换钨砂,但以往的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了同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下纳粹当局自己酿下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定》,中国方面还需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方抵付进口德国军火及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借款合同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批的农产品,包括蛋品644吨、芝麻6500吨、豆油850吨、棉籽油2095吨、桐油1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1000吨、蚕茧150吨.
　　南京当局还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至1936年10月,德国已向中方交付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其中包括2300万发炮弹、6000万发反坦克炮弹、1800万发高射炮弹,以及探照灯、钢盔等；另外,已订货且将于1937年交付的军火中,有150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88毫米海岸防卫炮4门、240门水雷、1艘布雷艇、60门野战榴弹炮,以及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交付的有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已有一支8万多人全部德式装备的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曾作为主力使用.
　　1935年在德国顾问参与下,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订了重工业发展的三年计划,该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进行的10大工业项目,有钨铁厂、钢铁厂、炼铜厂、炼油厂、中央机器厂（包括电机厂、工具机厂）、中央电工厂（包括电线厂、电话厂、电子管厂）等,德国方面除供应设备外,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厂房的建筑和设备安装.
　　所以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成立.就算你的问题成立.德国与日本联手也打不过中国.你不妨看看抗日战争的地图.日本除了东北以外,关内所有占领的地区几乎都有共产党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并且绝大部分中国领土都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日本无非是将中国从北向南这么狭小的地区贯通而已.实际上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团团包围.中国怎么可能战败?东北也有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还出兵缅甸远征海外.曾营救了7000英军.小日本怎么打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