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ＧＮＨ关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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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GDP崇拜到GNH关怀，是发展观的转变，其实质也是对幸福的一种崭新诠释和评价标准的转变。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关怀发展理念，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伦理理念、匡扶公平正义的基本道德、尊重个体发展的主体价值、凸显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伦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GNH关怀；伦理意蕴；发展伦理
　
　　一
　　
　　如果说GDP是衡量国富民强的标准，那么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决策中，就不能不将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测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全面、科学地测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这样，幸福指数关怀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体现人的主体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具有普遍意义。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政府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处于有序、稳定和连续状态之中的情形，即政治传统中人们常指的理想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者的最佳状态。政府善治是形成良好社会的条件，它包括：人们具有宽容与理性妥协的精神、法治程度和民主程度都很高的社会、存在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存在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因此，“善治”代表着一种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管理过程，代表着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的生存关系和发展关系，是政治哲学反映的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组织的最佳契合状态，是最广大人民幸福的社会根本动因。
　　政府善治还是一种公共政治，它的建设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关键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公民精神。公民精神的基本内容和价值目标，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和塑造。只有在人真正地被当作人来对待的社会，公民才成其为公民；只有坚持人本主义的政治，才能成为公民政治；只有以人为本的政府，才能期待公民精神的长成。因此，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公民精神发育和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和动力。社会责任本位理念是对以人为本的进一步落实，其处处体现的“大多数人利益”，“对社会共同尽责”，更是与和谐社会中的以人为本精神不谋而合，从而有助于善治条件下公民精神的培养，也最终有利于公民幸福生活的创造。
　　和谐社会的建构，包含着社会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机制的建构，因而也就包含国家权力资源配制模式的改革与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善治与社会良序之间的和谐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欲建构和谐社会，首先就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的良序和谐，其基础就是政府善治——国家经济权力的合理配置；而优化权力资源的配置模式，正是政府善治建设的内容。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愿望”Ⅲ。把党的执政理念从GDP崇拜转移到关注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而且还把政府的治理模式从治理转向善治，以作为保证人民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这是科学发展观在人们生活理念上的体现。“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尤其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应该成为我们立法和道德的基础，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幸福，应该成为我们最高的宗旨和法则”。有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中国就大有希望了，也就不难理解，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国家统计局指出要核算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