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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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共识，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主义，制造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使得地方、乡村的传统、文化价值衰败消亡，而后者恰恰是摆脱现代性、惟发展主义的宝贵资源，更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石。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作为大国的中国应突破单纯的环境保护，通过对发展和生态问题、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思考和规划，走出不同于西方发展逻辑的自主性发展新路来。
　　序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对这个成就我相当肯定，同时，我也相当警惕：中国世界工厂化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即其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下，发达国家得到了环境保护，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环境受到污染。今天的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遭到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被迫产业升级，向更落后、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的这种变化，表面上对中国很好，但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全球变暖谁都得倒霉。因此，中国是否应寻找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责任。

　　十几年前，在中国，对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反思局限于理论圈。十几年过去了，环境问题从少数人谈论变为全社会共识，到党的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被作为国策提出。这一重大的发展和变化，跟国家环保总局、跟潘岳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意识的增长、上升跟破坏生态的实践恰恰是齐头并进的：一方面媒体到处都在谈保护生态，一方面环境破坏的速度比保护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其深层就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彻底地思考、不真正地改变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保护好生态的，而且生态问题会以几何的级数继续上升。

　　一、生态问题其实是发展模式问题

　　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生态环境。在我主编《读书》时，发表了黄万里等很多作者关于生态方面的文章。2001年，我和许宝强共同主编了《发展的幻像》一书，还运作香港一些朋友翻译的美国学者麦卡利的《大坝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无论是我写的文章还是当时《读书》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基本和《绿叶》杂志的想法一样，即不是单纯地谈生态问题，而是关注整个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重视文化也好，强调传统也好，突出生态也好，其实都是对发展的反思——现在我们完全走了一条发展主义的道路，物质主义就是发展主义的产物。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牺牲和否定了生态文化的传统。

　　当然，人们并非都会将生态问题与发展模式联系到一起。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我关注生态环境的时候，国内除理论界的少部分人外，极少有人对此重视，甚至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人说：现在谈生态问题很奢侈，这是西方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现实。这才过了几年？淮河彻底污染了，渭河是大的污染，长江、黄河也污染了，滇池、太湖、巢湖的蓝藻，北京周边的沙漠化、森林消失，等等，问题都来了。

　　可以说，在2000年前后，中国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开始引起全社会关注，连我自己也直接“卷入”到环保运动里头了，比如说当时的金沙江问题、三江源问题。而且，我们不仅关注生态问题，也关注原住民的文化习俗。我去云南做过多次调查，发现在生态重创的同时，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的文化和习俗也被我们的发展主义破坏掉了。很明显，这并不是一般的生态代价，更是文化的代价，与此相连的也有权利的问题。

　　现代社会运动一般来说，主要集中在权利的意义、维权的意义上，对此，我也赞成。但我个人认为，仅仅把生态和发展问题划为权利问题，就会让我们又回到了契约关系——现代社会，包括婚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契约关系、利益关系——回到了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权利倾向的逻辑，实质恰恰是发展主义的逻辑。

　　在思考中国乡村、中国原住民地区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尊重地方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比如当地老百姓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日常生活方式，这里头是深植着文化价值的，而绝不能仅仅着眼在权利上。地方的文化价值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他们对自然的崇敬对我们有没有意义？我当然赞成捍卫他们的权利，我也在这方面作了斗争。但是，在话语和理论的层面，必须澄清这一点。

　　现代社会很大的危机在于，我们不能彻底地思考我们的出发点，比如价值这些问题。由此，哪怕是批评的话语，最终也变成了对于现代社会体制简单的确证。我在云南藏区做调查时发现，藏区里的藏民开始重新恢复一些集体模式，因为他们意识到，虽然你现在讲生态保护，但你的生产方式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藏族的文化已经被摧毁，而他的文化价值是跟他的集体生活、社群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让我觉得，如果你把他原有的那种集体的模式解体了，只讲个人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