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由《牡丹亭》中情、理的抑扬看汤显祖的精神指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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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代爱情传奇表现出“情”与“理”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本文拟由《牡丹亭》中人物所表现出扬“情”、扬“理”的变化、剧作家的自述及情节表现模式对“情”表达过程中的耗散，讨论《牡丹亭》乃至晚明爱情传奇所表现出的“情”与“理”决裂之际，又回归于“理”的秩序中的原因，并由此看出汤显祖的精神指向。

关键词：《牡丹亭》；情；理

明代“情”与“理”的冲突一度很激烈。自从朱熹把“情”与“理”尖锐地对立起来以后（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便借助于政权力量，构建起一个秩序森严的“理”的世界来统摄宇宙和人世，从而拥有了至尊无上的权威，对人们进行全面压制和禁锢。至明中叶，有志之士不堪其重压，勇敢地在这黑重的厚幕上扯开了一道裂缝，放进一阵新鲜的空气，顿时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风暴，冲荡着那令人窒息的气闷。

晚明爱情传奇便烛照出当时的风云激荡，显示出人们对个性自由的呼唤、对作为一个人的感性欲望的渴求、对“情”的热烈礼赞和高扬：“情”对”理”的世界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但“情”那奔突的耀眼的火焰没有持续多久，没有烧毁那个“理”的厚幕。而是渐渐地收敛了它的光芒和热量，回缩在那个未被情的火焰烧毁的“理”的厚幕中，从而取得了与“理”的妥协，达成了“情”与“理”的和谐。明中后叶那次一时声势浩大的狂飙思潮最终以复归封建意识而终结，只促成了封建文化结构本身的自我调整。

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典型地履践着这一轮回。

一

明代程朱理学弥漫嚣张，时风浸染，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三纲五常”的陈腐说教俯仰皆是。只要读一读《五伦全备记》、《香囊记》、《义侠记》等剧作，就不难发现，当时的传奇作家对负载着封建伦理的理想人格典范的啧啧称赏和竭力摹画，已走到了绝境，那几乎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理念图解和化妆表演。

这种恶浊之气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感，所以当有“异端”横出之时，那股静默于水底的潜流便掀起了惊涛骇浪，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进：把人从神圣的伦理规范和枯燥的理学观念中拉出来，使其置身于鲜活的现实世俗生活中，体味、思索世俗人情和感性欲望的合理意义，充分肯定也积极追求世俗的生活、独立的个体和自由的个性。李贽就公开宣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 (明周应宾《识小编》引李贽语)这是对当时神圣的理学思想的“亵渎”，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当时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类赤裸裸的人性论主张，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猛烈冲击。新思想的曙光激发着人们的热情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因此，伴随着对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戏曲创作中也出现了一股浪漫思潮：高张“情”帜，打破传统，反抗秩序，表现出“情”对“理”的反抗。争取自由爱情的斗争是个性解放的第一阵春风。汤显祖的《牡丹亭》就以火一般的热情描写了杜丽娘对自由个性矢志不移的追寻，出生入死，撼人心魄，宣扬真情的神圣和超越生死的力量，典型地高扬起鼓荡于这阵春风中的一面旗帜，表现出“情”对“理”的挑战和反抗。

作为“至情”化身的杜丽娘为了追求美好而纯真的爱情，乞乞以求，一往而深，至出生入死，起死又回生。这一异乎寻常的人生经历，充分展示了对人的感性情欲、自我生命的追求，以及“至情”那超越生死的奔突力量，其表征是对“理”的冲突、反叛。这种追求力量与那“理”的严整秩序是格格不入的。它深刻地展示了爱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冲突。杜丽娘的冲突对象实质上是“理”所构建的严整社会秩序，是沉淀于社会心理深层的牢固传统意识。应予注意的是，这种“情”与“理”的严重对立、冲突，《牡丹亭》没有在现实人世中予以展现，而是把它放置于一个超越现实人世的怪诞幻境中进行展现，即所谓“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1](《牡丹亭记题词》)。就在这个异乎寻常的过程中展现了“情”与“理”的对立冲突和杜丽娘追求理想的全部“至情”力量。

也正是因为杜丽娘的这种“至情”没有在现实环境中与“理”进行至深至烈的冲突，所以“至情”的呼号一旦从理想的幻境中返回现实人生，就显出手足无措的彷徨与迷惘，最后那于现实中铸造就的根深蒂固的“理”的意念重又于内心深处泛起：

[旦]姑姑，奴家死去三年。为钟情一点，幽契重生。……数日之间，稍觉精神旺相。

[净]好了，秀才三回五次，央俺成亲哩。

[旦]姑姑，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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