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切勿进行置身事外的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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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华夏正声传七代千年未泯，南灯圣会连十家百岁长荣——1990年碑文

山高皇帝远——传统谚语
本书记录的是迄今为止在南高洛村（注：译者注：本篇翻译是Stephen Jones（钟思第）新作：Plucking the Winds——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Chime Foundation（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The Nethelands，2004]中的尾声部分，pp．344—355。南高洛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涞水县，毗邻北京南部。原村落名称为高洛，包括南、北高洛，后分为两村。故译文中出现高洛与南高洛两个不同的特指地名。） 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尾声是笔者对所阐述事件的一些随想。除了所有书中记录的社会风波外，那些由何清等高洛的村民们保存下来的仪式音乐，历经了清朝、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盗贼、日本侵华战争、内战、毛泽东时代、新时期等蹉跎岁月，甚至还有音乐学者们的到访。无论在内容上抑或乐声中，看起来上述的相关事件并没有引起仪式音乐的些许变迁。下文我将对南高洛村传统的中断与继承做出评价。首先需要质疑的：作为一名音乐学者，为什么应该尽可能的详尽了解与“音乐会”组织相关的社会背景之变迁。

　　　　社会中的音乐

不要去调查在你范围之外的任何事情。——某县公安局，1996。
我要向某县公安局表示谢意，是他们用自己确信无疑的乡村社会经验，帮助我给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可行性范围。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都支持民族音乐学中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音乐文化与哺育它生长的社会密不可分。显然，音乐并非流于社会之外。因为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主义者早已警告说：不同时代的流行音乐都标志着社会的严重衰退。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
没有什么能像音乐一样独立于政治之外。——毛泽东
当今中国，人们通常很难把握音乐的社会基础。因为，官方与民众都宁愿将文化与社会割裂开来。社会主流赞成研究音乐本体以及音乐史，却不赞成给20世纪社会中的音乐活动做出公允判断。
音乐会与政治无关，与义和团无关，与革命的历史无关。——高洛村民
中外读者们都期望能够读到有关音乐本身更多的内容，有关村落的历史则无须赘述。的确，我非常欣赏那种音乐，并且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它给予更多关注。当然音乐只是一个过程，并非凝固不变。书中描述的是一些抵制了变迁的曲目。除了由于演奏时间长短而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外——如曲目的缩短——乐曲被人们以顽强的毅力恪守在传统的工尺谱中，严格地世代相传。那些民间音乐家们似乎也承认，他们的音乐仿佛超然独立于历史之外。在进行了历时性的调查之后，我几乎难以否定他们的观点。当然，这些音乐不是凭空而来，乐曲也终有散时。但是在我们能够详尽记载的百余年中，很难揭示这些仪式音乐的实施与功能有什么显著变化。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至关重要。
所以，本书试图显示村落文化与变迁的社会生活之间的交界面。这个界面一直是隐性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中国，还潜显在其他带有极权色彩的想象或许遮蔽了当地真象的国家中。
与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高洛村与其仪式组织的当代历史，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解放以前的“旧社会”，毛泽东时期，以及从1980年以来的改革时期。我们还可以继续划分出一些更为细微的时段，如：在日本侵略战争之前，在“合作化”或“大跃进”或“四清”之后，自1989年我们首次采访以来等。我们应该记住，离开高洛的1998年——当时距离毛泽东时代公社体系的瓦解将近20年了。确实，当前更迫切的事情是记录下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一切，那样就能够在俯首于肤浅的虚构之前，阐释村民的记忆了。
记录“红色中国”中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是生存现象，也许会纠正一些中庸地假想。传统仪式与音乐文化并没有在共产主义中被彻底摒除。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些典型的乏味宣传，诸如：“在解放以后，民间艺人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尊敬，他们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创作了新的作品（等）。”事实上，这些乐社并非是奇迹般的“活化石”，不明原因地置身于社会变化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地保存着；或是作为新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仪式组织；也不是那种类似韩国和日本所描述的，由中央政府插手、将一个古老的文化置于原生态环境中的“孤立保存”方式。

　　　　官方参与程度

中央政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包括50年代众多的文艺会演和80年代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辑出版，即使它们与类似高洛这样的村庄毫无关系。但总的来说，国家干部根本不可能尊重贫穷的农民们在“饥寒交迫的村落中”练习“迷信的”和“落后的”音乐。但无论是谁，都没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