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都市民族志：“京味现实主义”的文化想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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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老舍开创的“京味现实主义”，形成了中国话剧特有的民族化传统，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民族志现实主义和都市民族志等角度，对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郑天纬的《古玩》等进行阐释，全文分三个部分，一、京华：人和事的况味；二、京韵：民俗化的风味；三、京白：口语化的趣味。这些剧作家的剧作，通过焦菊隐为总导演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构成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传统。90年代以后，“京味现实主义”也发生了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转型与流变，一些编导也进行了一些实验，如林兆华导演的老舍的《茶馆》和过士行的“闲人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等，他们似乎是对“京味现实主义”的一种解构。

【关 键 词】都市/民族志/京味/现实主义/文化想象

【正 文】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方法，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指出，“现代人类学主要知识贡献存在什么核心和源泉的话，那么这就是由两个优势所支托的民族志研究过程本身。第一个优势在于，从现在显得不明朗的19世纪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对于部落与非西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捕捉。另一个优势在于，过去虽被充分发挥、但今日却获得发展潜能的对我们自己的社会进行的文化批评。”富有意味的是，马尔库斯（Marcus）和库斯曼（Cushman）等人已把过去60年间被用来界说民族志文本、评价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那些零乱的惯例界定为“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现实主义是一种寻求表述某一整体社会或生活型的现实写作模式。他们认为，正如文学理论家斯登所指出的，狄更斯小说里的多向度描述手法就是现实主义的例子。斯登说：“多向度描述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小说的每一页和每一段情节都向我们展示确定而丰富的现实，增加我们对现实的感受……。”类似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写作，是借助于不断地唤起我们对一种社会和文化整体性的注视，迫使我们用分析的眼光去关照这一整体。（注：乔治·E·马尔库斯和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富有意味的是，老舍的创作也曾受到狄更斯等英国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影响。）
建国以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等都是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剧作，这些剧作可以说是“京味现实主义”，它和“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写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甚至可以说是“都市的民族志”的写作，即都市中的民俗风情以及相应的社会变迁。在这里，都市民族志是现代人类学的一种方式，它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后来在美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中民族志的调查法是人类学的传统方法。（注：参见：周大鸣、乔晓勤：《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295页。）戏剧创作当然不是属于人类学的调查法。但是像老舍这样从小说转向戏剧的剧作家在观察都市市民的生活方面确实有着他独到的观察能力，也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民族志现实主义”和“都市民族志”的意味。一般来说，人类学民族志是对异文化的调查。富有意味的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也变成了一种“异文化”，京味现实主义变成了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
都市民族志集中地体现在“京味”之中。赵园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注：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反映北京的剧作，尤其是以老舍所创立的“京味”戏剧。有的学者说，“老舍的话剧像他的小说一样，是非常富有‘北京味儿’的，用北京话（经过提炼的北京话），写北京的人，北京的事，称得上是中国话剧史上‘京味儿’作品的典范”。（注：李振潼、冉忆桥：《老舍剧作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但是，真正确立“京味现实主义”戏剧的是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郑天纬的《古玩》等一批以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他们通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构成了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传统，同时京味现实主义也是一个与地域文化相关联的问题。这种“京味现实主义”可以通过京华：人和事的况味、京韵：民俗化的风味和京白：口语化的趣味来体现。

　　　　一、京华：人和事的况味

“民族志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相通之处在于，现实主义写作的特征是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们如何分享、经历那个被描写的世界。实际上，形成民族志作者的权威以及民族志文本的现实性表象的原因，在于民族志作者声称只有他本人才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他本人才了解他所描写的文化。民族志写作和田野工作之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由所谓“第一手材料”塑造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