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 ：论人口流动机制—以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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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口流动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下发生的流动，户籍管理制度不但是强制人口流动的手段，而且是限制社会流动的枷锁；而且，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体制结构不健全情况下的流动。我们选择建国后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人口流动必须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理性”的原则，让流动者自主选择流动；否则，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的政府主导的流动，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

　　关键词：人口迁徙；流动机制；路径特点；市场理性

　　人口迁徙①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有利于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国内外的移民史也告诉我们，移民是当地社会的新鲜血液和最活跃的力量，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就越高。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强烈。小规模的流动次数难以精确统计，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我们择其比较，因为它波澜壮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和普通家庭生活命运；我们探讨其流动机制，有利于揭示人口流动发生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量，使人口流动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情况概述

　　（一）第一次人口大迁徙（1958－1962年）——大跃进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1949年到1957年，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五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两个阵营”冷战背景下，如何快速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创造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主要问题。当时我党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3年增加3124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90%属于机械增长，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流动主要集中在1958年。

　　违反经济规律的实践必然失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形势危急关头，国家被迫从1960年底开始将1958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一次逆向大迁徙。②

　　（二）第二次人口大迁徙（1968－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规模较小，方法较为温和，对社会和城镇居民的影响不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变味和转折在于1968年12月11日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同年12月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镇青年和数千万家庭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广大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在这一时期，全国共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上山下乡的高峰在1969－1971年，三年内，全国有573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1972年后，国家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回城，改变了知青有去无回的状况。知青的大批返城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无法继续在艰苦的农村、边疆生活，绝大部分知青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陆续返回城市。至此，这次运动宣告结束。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二次逆向大迁徙。

　　（三）第三次人口大流动（1984年－现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和农村人口流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快速的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劳动力有了选择劳动方式和劳动地点的自由，农村多余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这一时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