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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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中西杂糅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由于失业对策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局势的日益恶化，政府无法获得根治失业的两个支撑点即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

【关 键 词】20世纪30年代/失业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失业对策

【正 文】
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问题是受到国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时常发表国内外关于失业统计、失业救济与失业保险等方面的论著，以期借鉴他国的先进方法，引起国家与社会的普遍注意，使中国摆脱失业的窘境。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段失业问题的研究成果颇少，主要集中论及个别区域与人群的失业（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武增锋的《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陈文彬的《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状况述略》(《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与胡勇的《略论一九三○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等。），从总体上进行论证的，尚不多见。鉴于此，本人在吸收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溯其源头，阐释其解决的历史路径，总结经验教训，推动此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并为今日中国失业问题的治理提供史鉴。
失业现象是一种经济制度的不良病症。20世纪30年代，世界处于失业恐慌之中，中国亦受波及。此时，中国国内战乱不止，日本帝国主义又掀起了侵略狂潮。加之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全国经济行将崩溃，各行各业的民众纷纷失业，生计日艰，失业问题日益严峻。时人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失业问题，为整个国民经济衰落之象征，比年以来，吾国外受国际间经济恐慌之袭击，内因灾祸之侵寻，致农村都市，均趋破坏，百业凋敝，失业问题之严重，远非其他各国所可比拟”（注：实业部劳动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纂：《民国二十二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1934年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46、140、141、257页。）。失业是一个涉及个人、社会与国家等方面的复杂社会问题，其爆发势必会牵动三方的利益关系，加速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
1930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工商会议，有一组专门讨论失业救济的议案，商讨应对办法，通过率达到80％以上。提议的内容可谓全面系统，包括提倡手工业以救济各项失业者及一般无业游民足以生活不致附乱案、设立全国职工介绍事务局以资救济失业案、国民失业问题救济案、实业救济案、拟请政府厉行职业指导救济失业民众案、设立劳工介绍所救济失业案、筹设国立劳动介绍所并厉行强制失业保险制度案与拟制定劳动保护法以调协劳资而救济失业案等，力图从多个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中以南京市社会局局长的提案较具有代表性，拟定如下办法：举办失业登记，统计失业概况；推广职业教育；设立失业介绍所；兴办实业；制定失业保险法；厉行移民政策等等（注：实业部总务司商业司编：《全国工商会议汇编》(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41、445页。）。不难看出，南京国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挥控制社会的功能，针对失业问题欲采取层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设立调查统计机关，查清全国各地的失业人数、失业种类与失业原因，然后通过兴办实业、开设平民工厂、举办职业介绍所、实行失业保险与移民垦殖等办法，筹建社会再就业工程，促成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

　　　　一、以失业人员为救济对象的治标方法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救济失业方式的具体目的与效果的差异，可将其分为治标与治本两种：治标方法目的是救济已失业者，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如平民工厂、职业介绍所、公共事业、小本贷款与失业保险等；治本方法则是尽量避免失业的发生，减少失业人数，所谓的“防患于未然”，如振兴实业与职业教育等。通过对治标与治本两类救济失业措施的分析，考求国家对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它是如何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寻求治疗失业的良方，揭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临时性救济机构——平民工厂
平民工厂或称为民生工厂，前身为贫民习艺所，是为了救济失业，安排充斥于社会的失业者而开设的一种“福利工厂”，它对失业者的要求不高，享有政府的优惠与扶植政策，因地制宜相机而设，遍布全国各地，使贫苦无依的失业民众得以生存，部分地补救了失业恐慌所造成的损失。早在1928年，省市一级的城市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