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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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

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略)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 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