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走出哲学的贫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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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次觐见西太后的对答内容。第二次在他即将启程赴英国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谈到了郭嵩焘时说，“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问曾纪泽，“外国也有总理衙门？”曾答，外国称“外部”，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解释。类似的召见和问答，曹汝霖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西太后在召见曹的时候，曾经详细询问日本宪法的事，曹当时觉得，如果维新党人能够试图影响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从前面的对话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这些人”是区别开的。

　　对西太后的骂，国人进行得已经太多，这多少也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从男女平权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劝君少骂•••”的。换一个角度想，西太后以一个深宫中的妇人，能靠能干的恭亲王辅佐，靠曾，左，李，张之洞等汉族名臣维系满清的江山数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兴日子，若换成她的老公咸丰不病死热河，恐怕“政绩”还不如她，若真是肃顺那班大臣掌权，恐怕败得更惨。毕竟，时运已经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爷”那会的“盛世”了。但这个深宫妇人，学识终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观受着极大的制约，而这，也绝非她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抛开道德评判，能力和动机不论，任何人的见识和判断都是受他的环境和知识结构影响的。

　　就连中国的古圣人们，其实也逃不过这个“唯物主义”的法则。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国里，劝这个王仁慈，劝那个王开恩，甚至威胁说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诛一夫纣，但效果还是不大，王们还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还是很少。实际上，不论孔还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客观条件使然。孔孟不论游历到哪里，不论国家大小，强弱，其政治形态都是一元化的，无非是王们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胜，明日打败，只顾自己的权力和享乐，百姓本来就如草芥，则“凶年不免于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去梦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只能沦为一种劝善的道德说教，能为百姓争取点“生存权”就谢天谢地，遑论其他。后世的学者总难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贵君轻，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诛一夫纣，就是革命无罪，但是近代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观念，而是普遍的共识和制度保证。

　　在西方，古希腊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种政治制度。有的是贵族寡头统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独裁制，独裁还有世袭的君主制与不世袭的僭主制。这里的民主，就是货真价实，有据可查的“democracy”。当柏拉图来讨论政治哲学的时候，就开始把它们一个个摆开来，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他得出的结论，即“圣人王”的“理想国”有点类似于孔子的想法，但毕竟这是横向分析比较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中国并没有。中国只有纵向的比较，即现在和非现实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来的。柏拉图所列举的几种政治制度中，中国黄河流域所有的小国家加起来就只占了其中一种——独裁。顾准说，中国的古代思想相对古希腊来说是贫乏的，其实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环境是贫乏的，可供比较和选择的制度实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图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官方定为统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评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谓打倒，所谓扔进毛厕，所谓上帝死了，都实在是被搞得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以后才喊出来的。

　　环境本来已经如此的贫乏，更坏的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将仅有的一点不同的派别也消灭掉。孟子虽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辩，但对待其他思想派别的态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杨朱和墨子被他说成禽兽，古希腊虽然有戴奥真尼斯一派被称为犬儒，但似乎不是来自某个自奉正宗的派别骂人的结果。至少，戴奥真尼斯不会介意被称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兴被人家叫做禽兽，因为他也是学界名人，也有自尊心。这样一来，孟子开了学术辩论人身攻击的先例，所谓百家争鸣也就没什么可争了，人家都成了禽兽，还争个什么？于是就剩下个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装神弄鬼——“百家争鸣，无非两家”。孟子这般圣人为何象粗人一样辱骂对手？因为他自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两大法宝——那时还没有“三大法宝”——“父”和“君”，换言之，就是“忠”和“孝”。这样的孝是很厉害的，因为孟子要你“孝”到不许“兼爱”的地步，你只能对亲人尽极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杨朱的“为我”来说，实在好不到哪里，无非是把“我”扩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气扬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国思想与西方又远了一步，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平等，后来的基督教又讲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中国人从此只敢爱爹，然后编出许多肉麻至极的关于爱爹的故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