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论文：中国财务改革实践与理论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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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务管理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指标体系和方法体系正逐步建立和完善。与此同时，在财务改革实践基础上产生，并反过来指导财务实践的财务理论体系也在逐渐形成与发展。研究我国财务改革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新鲜经验，展望财务改革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前景，对进一步推动我国财务改革实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财务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务改革的划期及其阶段性成果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由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与实现改革的目标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制度与办法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就呈现出阶段性，这就决定着中国财务改革具有阶段性。财务改革包括财务制度、财务管理内容、指标与方法的全面改革，但核心是财务制度(主要是财务管理体制)改革。
　　
　　(一)改革前的国家统收统支、统负盈亏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财务管理体制是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这一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从财权分割看，资金筹集权和投资权、成本开支审批权、工资总额决策权、产品定价权和利润分配权等均集中于国家有关部门，企业财权很小；从财务责任划分看，资金供应责任、资产损失报销责任、债务偿还责任和亏损弥补责任均由国家承担，企业负责完成国家下达的资金周转、成本降低、工资总额、利润额等考核指标，但不承担筹资、报损和补亏责任；从利益分配看，国家集中企业绝大部分利润，企业不仅留用的利润很少，还要按国家规定的各种基金提取比例进行分配，企业支配权很小。工资总额的增加由国家统一调资，不与企业效益联系。这种国家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体制虽在历史上对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它在财务主体上不承认企业是主体，而使企业没有活力，在财务决策上因决策链条过长和信息不对称而缺乏效率，在资金分配与成本开支上常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脱节，在工资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政策，影响企业职工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二)改革初期的放权让利、统负盈亏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阶段，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一方面坚持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对骨干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多数产品和企业实行指导性计划；另一方面允许对各种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作为国家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处于从属的地位。与这一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局部改革相适应，对国家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旧财务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从财权分割看，1979年开始实行企业基金制，1980年开始实行利润留成制，19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制度，都以企业利润分配为突破口，逐步扩大企业留利水平，使企业逐步拥有一定的可自行支配的财力。据统计，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留利率由1982年的21.6%分别提高到1983年的27%和1984年的30.7%，这与改革前的不足10%相比，提高了2倍。随着企业留利水平的提高，企业拥有了一定的内部筹资权(留利用于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权(新产品研究开发、技术更新改造)。1982年1月开始实行的《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厂长有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有特殊贡献的职工的晋级权和有权拒绝外部无偿抽调工厂的人员。资金和物资，以及对劳务、费用的不合理摊派。国家还规定企业拥有自销产品定价权、留给企业的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的使用权等。企业拥有的这些财权，是与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从财务责任划分看，国家已将全面负责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职工福利、职工奖励、企业后备等各方面开支的责任划分出一部分交给企业履行，企业留利要按国家规定建立生产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后备基金，使企业承担一部分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责任。同时，企业要获得留用利润，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考核指标，其中关键的指标是企业实现利润和上交利润指标；从利益分配看，企业对留利的支配权虽还要受国家的制约(如形成各项基金的比例)，但在具体开支项目上已有较大的灵活性，职工的工资基金与奖金也开始与企业经济效益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放权让利的财务管理体制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统收统支、统负盈亏的旧体制，企业70%左右的利润仍以上交利润、上交资金占用费和收入调节税的形式上交国家；企业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所财务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