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问题与利益冲突时代的权利和观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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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问题与利益冲突时代的权利和观念

与中国狂飙突进的GDP和税收水平相伴的，是过去几十年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让人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若按照一幅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图景，自由的人们应当追随着自由的资本而迁徙。区隔出地域与城乡的户口制度，虽然已在不断改革，但面对高速的人口流动，依然常常显示出它的无奈和笨拙。
目前，与这一人口的地域流动机制发生剧烈冲突的，是有着重要社会地位流动作用的高考。尽管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代际间社会资本的传递，高考已不再被看作一根通向未来的独木桥。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考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隘口。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新中国梦的代表城市，每年吸纳着数百万流动人口。在户口依然与高考权利挂钩的今日，这三地的流动人口入学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借读生”，这一称呼即是人口流动与教育权利产生矛盾后的权宜之计。年轻学生由于不能离开父母生活，又无法获取父母工作地的学籍和考试权利，只得花费不菲的“借读费”，在本地寻找学校就读，再在中考、高考等重要考试来临之时，回到户籍所在地。
中国高等考试录取制度于1977年恢复后，除1977、1978两年因条件所限不得不分省命题外，直到2000年，教育部(微博)的原则一直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籍分配录取名额。其中上海由于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于1987年即开始自主命题。北京于在2002年开始自主命题后，各省的自主命题成为了大趋势。这一改动的背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倡导的“素质教育”，认为全国统一卷的题型为了照顾各地考生，太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多种能力的培养。各省分开命题，更能够摸索出符合本地教育实际发展状况的考试方式。这一改革开始于本世纪初，其弊端正伴随着这十年来的人口流动逐渐显现。
中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反映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2012年为例，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高考报名人数为55万677人。同年，北京地区高考报名人数为7.6万人。北大清华在北京合计招生449人，在山东则录取287人。也就是说，北京每万人中，有91人能够考入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在同样拥有许多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上海，每万人中有37人可以考取清华北大。而在山东，大约每万人中仅5人可考上北大清华
另外一组可说明问题的数据是，一本录取比例为27%，北京高考本科录取比例为54.97%，大专学校的总体录取率为86%。2012年北京专科分数线语、数、外三科总分仅为150分，而在这个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仅有500名，还有7000人放弃专科录取，准备复读。反观山东，一本录取率为10%，本科录取率为49.5%，高考录取率为88.7%。而这一数据，还没有考虑到中考这一道关卡的分流。
这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北京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区，学生考取大学，尤其是优质高校的机会更大。第二，随着高校扩招和新大学的建设，读取本科和大专，对于各地考生来说都已不算是太难的事情，这使得竞争更多集中在对优势教育资源的获取上。由于分省命题，在全国教育方式不统一的情况下，对于在一地读书、另一地考试的借读生来说，应试的成本被大大加大了。而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居住地的不确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与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儿童”。
随着“异地高考”所受到的社会关注，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确规定，给各地订出最晚时间线：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同时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防止“高考移民”。
各地异地高考政策的差异，也正体现了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考生人数众多，且省内几无优质高校的河南省，其本省异地高考方案几无门槛可言，只要父母一方在本地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即可获得正式学籍并与当地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辽宁、湖北、山东等传统高考大省，设定的高考报名条件也同样宽松。反而是海南省的条件相对苛刻，需要有连续六年的完整学籍，因为此地向来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
而最受关注的北上广三地异地高考政策则始终难产，直到2012年12月30日，教育部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具体政策才得以出台。三地的方案相比较，广东的最为开放，上海则显示出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北京则收的最紧，且仅仅是一个过渡方案。
广东的异地高考政策有着明确的时间表：2013年起，符合一定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 “零门槛”参加高考；而从2014年起，父母有合法稳定职业，子女具连续三年以上学籍随迁子女，可参加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