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晚明天主教与佛教的冲突及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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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明天主教入华后激烈排佛，其原因无疑与当时佛教自身的衰落及其在政治文化中地位卑下的现实密切相关，其目的则不仅在取代佛教地位，而且欲借排佛以批儒。佛耶论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和神人关系上的异见、以及对于轮回观念的不同看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佛耶冲突中表现出三种不同态度：崇耶反佛派、中间派和崇佛黜耶派，其中前两者的支持和宽容对天主教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佛耶冲突实际上是天主教与中国民间文化的冲突。宗教不宽容是佛耶冲突及天主教不能融入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天主教、佛教、冲突、轮回

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和儒家价值观念体系的冲突碰撞，这一点已毋庸讳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本是外来宗教，但经过汉唐以来千余年的发展，已深深浸透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精神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考察佛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尤其是二者之冲突，说明西方文化在十六、七世纪时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程度。

一、 天主教的排佛言行及其原因探析

晚明时代（十六世纪晚期──十七世纪中期），当天主教耶稣会将传教范围扩展到中国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与西方文明迥异、传衍数千年之久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已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佛道为辅翼的超稳定结构，对外来文明有着顽强的拒斥力。有鉴于此，耶稣会制定了以“适应”为主的传教策略。为此，会士们华语华服，学习中国经典和礼仪规范，还用中文撰述传教理论，并极力沟通华耶。经过这番努力，天主教的初期传行获得成功。到1610年，中国已有教徒两千多人。[1]

耶稣会这一适应策略主要针对儒家，佛教并不在其范围之内，相反却成为它一力排斥的对象。利玛窦等人入华不久，即对佛教展开了多方挑战：

其一，从根本上否定佛教理论的独创性。利玛窦认为天主教早于佛教产生，后者借用了前者的理论。他说：“天主教，古教也，释氏西民，必窃间其说矣。”又说：“释氏借天主、天堂、地狱之义，以传己私意邪意。”[2]他还认为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来源于古希腊毕达哥拉学派。[3]利氏此论，或可说是不了解佛教历史渊源所致，但也不能排除他为贬低佛教而在理论上穿凿附会的可能。

其二，对佛教修行方法进行批评。利玛窦认为，佛教的“顿悟成佛”、诵念成佛等修行方式太过简便易行，难免会导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不合理结局，使人们对今世积善、来世得福缺乏真诚信念，助长人类天性中为恶的倾向。他说：“呼诵南无阿弥陀佛，不知几声则免前罪，而死后平去了无凶祸，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狱而登天堂乎？岂不亦天盖于德，而反导世欲以为恶乎？”[4]若真如此，则宗教扬善去恶、救世济人的意义顿失。

其三，对佛教僧侣大加丑化和嘲笑。利玛窦传教南北，与佛门中人多有接触。普通僧侣在他眼中简直就是“撒旦教士”，并且懒散无知、声名狼藉。而对三淮（即雪浪洪恩）、达观（即紫柏真可）与憨山德清等高僧，利玛窦也一无好感。三淮与利玛窦在南京有过论辩之交，当“这位被邀请来的智者”失败时，他“力图掩盖自己的无知，便鼓动另一场大嚷大叫，把他的论点的价值付之于随之而来的喧嚣。”[5]运用这种生动对比，利玛窦将一个名实难副的佛僧形象及士绅们对他的轻慢态度展现在人们面前。达观留给利氏的印象是“奸诈狡猾”，能“视情况需要而充当各派的辩护人。”当他因涉嫌宫廷罪案受刑而死时，利玛窦轻蔑地评论道：“他的名字成了那些枉自吹嘘不怕肉体受苦的人的代号；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吹嘘，当他挨打时他也象其他凡人一样地呼叫。”[6]至于憨山德清，利氏的看法是“既缺乏任何道德责任感又被公认为不讲道理。”[7]上述描述和讥评虽有一定事实基础，仍不免有夸张和丑化之嫌。这和利玛窦意欲借此暴露佛教之浅显和败落的目的不无关系。

其四，在实行中焚佛书、毁佛像。耶稣会反对偶像崇拜，因此“凡皈依者，先问其家有魔鬼否。魔鬼谓佛像也。有则取至天主殿前石幢撞碎，掷石池中。俟积多，遂邀同党架炉举火，将诸佛像尽行熔化，率以为常。”[8]在耶稣会士带动下，许多入教者或主动担起传教之责，或公开撰文，对佛教进行攻击。

然而，天主教这种激烈排佛的言行并非自始而然。对于佛教，他们最初也尽力采取调和态度。利玛窦等初入华土时，着僧服，除须发，自称是来自天竺国的僧侣，因而被人们视作和尚，[9]天主教也被误认为是佛教的一支[10]。这从肇庆知府为教堂题匾“仙花寺”和“西来净士”一事[11]也可以反映出来。但时隔不久，耶稣会士们就发现，将佛僧引为同类，对于传教很不利。认识到这一点，利玛窦等人便脱掉僧服，改穿儒装，并对佛教发起猛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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