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大意义800字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大意义800字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大意义
800字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大意义800字
一、以农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初步战略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极端艰难困苦时期提出和逐渐形成的.但是,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就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特别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考察了我国国情,提出了以农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发展总轨道的初步战略思想.
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是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大革命前,陶行知在南京、上海郊区搞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泽东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79页.)在党成立后,他先是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以壮大党的阶级基础的力量.接着他又投身于改组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韶山、银田寺一带作了一些农村调查,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五卅”运动后,他观察和研究了在这一革命风暴中各个阶级的动态、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分析和认识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特点,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斯诺：《西行漫记》第4篇.)从这时起,毛泽东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并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反复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6年12月20日.)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方面,他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927年初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中了党从事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使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地深化了.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实际,提出和论述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
首先,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他说：“宗法封建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这是很深刻的分析,正是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得到了在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问题很明显,既然农民革命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即反对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墙脚,那么,农民群众起来打烂这个基础和墙脚,也就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否则,不动摇这个国内统治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那就“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在这里,明确指明了反帝反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的实质内容,应该是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毛泽东把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真革命与口头革命派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在当时,一般革命者虽然大都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反复论述这种观点,但他们往往只是从中国经济落后,农民人口众多和生活痛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则主要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来阐释农民问题严重性的.他的分析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应该说是精辟透彻的,时人作如是分析者是很罕见的.
其次,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毛泽东在谈到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的问题时所提出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截然不同,表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1926年秋,他在批判有人将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相提并论的看法时指出：“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江沿海数处,不若地主级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他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同时又认为“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向导》周报第191期,第2063页.)毛泽东坚信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同他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见解相联系的.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不仅在实践上作出榜样,而且在理论上澄清轻视农民问题的种种论调和陈旧的观念,指导人们去高度重视农村的地位,重视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这时毛泽东已形成了以农村为主、城市为辅的认识.但是,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已处于孕育阶段了.
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鉴于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农村显然占有着极大的优势,根据多次的农村调查和农运工作实践,毛泽东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彻底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的亿万农民积极地行动和组织起来,以献身于这一革命事业.1927年初,他根据在湖南对农运考察的结果,向党中央写报告,尖锐批评了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错误,明确指出：贫农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党中央的报告》,1927年2月16日.)接着,他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在土地委员会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在党的“五大”上,多次强调要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和中国问题症结所在的深刻认识.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高度重视,是他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得以创造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按照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战略构思,要彻底改革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第一阶段,应将在封建势力压榨下的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使其在农会领导之下开始行动.第二阶段,从政治上把地主级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实现农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到农民手中的转移.第三阶段,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经济斗争的深入开展,这阶段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前一阶段斗争的胜利,是决无可能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没有独立,对内没有民主,在农村更是赤裸裸的地主权力对农民极其残酷和野蛮的统治.为了维护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制度,地主豪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封建军阀的庇护,把持基层权力,作威作福,横行乡里,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和处罚,鱼肉乡民,造成农村一片白色恐怖.地主阶级以政权为基干,辅之以族权、神权、夫权,维护其对农村的权力统治.这四种权力的支配都是有系统的,而以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政权为一切权力的核心和基础,只有推翻地主政权,其它权力才会跟着动摇起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调查和分析封建制度下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这种权力状况,对于正确认清中国国情,决定革命的战略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正是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和农村权力结构的剖析,说明了在大革命时期城市和农村、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不同特点和不同内容.他指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年9月1日.)中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这个大变动以新旧权力的变换为标志,其实质内容就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关紧要的阶级搏斗,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建立农会的绝对权力,否则,农村中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是不可能胜利进行的.建立革命的农民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正是北伐时期毛泽东所极力追求和热情歌颂的目标,它同陈独秀企图通过“调停”来抑制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右倾方针完全对立.虽然毛泽东当时还不可能赋予它以更深远的意义,从中国革命道路的高度加以理论上的论证,但它却充分反映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他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并为以后进一步的理论创造准备了思想条件.
夺取地主手中武装,建立农民的武装,这是建立和巩固农民革命政权的关键.基于对中国社会特点和农村权力结构的认识,对农民武装问题,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革命危机的加深,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见解和切中要害的意见.1926年3月底,毛泽东在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上在谈到北伐问题时说：“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26年3月30日.)这个发言,与二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关于“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的方针相一致(《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而与陈独秀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的错误观点则完全相反(《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载《向导》第161期.),表明了他对北伐战争所持的积极态度和他对这一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关系的密切注意.北伐出师后,在湖南,“农民的武装要求,处于日益紧迫的状态”,他们各自从溃兵和变兵手中夺得枪枝,开始武装起来.(《向导》第181期,第1804页.)毛泽东总结了他们的经验,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号召“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主张在解除地主武装的同时,建立农民自己的军队“挨户团常备队”,并建议将这种军事组织置于农民的权力机关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要大力发展梭标队,使之作为非常备的军事组织.(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这种建立农民常备的革命军事组织,并将其从属于农民政权的主张,具有重大的意义,说明在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认为武装农民的工作已经突破原来仅是自卫的原则,而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农村权力变换联系起来了.随后,在革命濒临失败的形势下,他又提出了保存武力和“上山”的主张,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又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这都反映了他对武装农民工作的认识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以及关于实行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他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和根据这种剖析提出的关于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的见解,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意义极其深远.它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的几个阶段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民武装、农村政权、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初步战略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形成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形成,毛泽东也有个实践、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互相衔接而又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之为井冈山时期.“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到湖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率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三湾进行了改编,加强了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打破了旧军队留下的军阀主义习气,不久,即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开创这一模范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1928年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回答了一些同志在四周白色政权不断“围剿”的环境下产生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说,这种根据地存在的客观历史条件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以及伴随而来的白色政权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然,要坚实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只这一个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需要选择受革命影响而有群众基础的地方,还必需看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还要有党领导的红军和党组织的有力量及其政策的不犯错误.(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指出,这些条件,由于北伐战争的结果,由于叛变了的蒋介石国民党之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任何矛盾,基本上都是具备了的.同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又进一步回答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小块的红色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他说,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具备客观条件,还要具备主观条件.他补充的这些条件就是：有很好的群众；有很好的党和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形和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多次命令红四军远离根据地去攻打城市,结果连续造成1928年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他总结了井冈山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渐形成一套适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中,首次把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具有确定科学内容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开始解决了党的第六次大会所没有正确解决的问题.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时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毛泽东也还没有这些思想.(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79页.)因此,井冈山时期,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党和毛泽东都还在进行探索,还没有作出理论上的较完整的概括.
第二阶段,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为主要标志.1929年初,为了打破湘赣敌人对井冈山的围攻,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经过艰苦斗争,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已发展到十多个省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全党多次反复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才将小块的工农武装割据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在理论上做出了新的概括和论证.
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方面地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重要作用的思想.首先,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把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军事上联盟的最高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高潮的出发点,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形成“要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第179页.)其次,明确提出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以根据地为依托、以土地革命为内容的武装斗争,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除一切旧的野蛮制度的根本前提.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这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再次,毛泽东强调只有在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为了创造强大的红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权发展采取“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方针,制定了扩大人民武装采取赤卫队、地方红军、正规红军的逐级武装体制以及相应的人民战争游击战术.(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加上古田会议确定的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初步构成了党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总之,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把许多小块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逐步发展同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联系起来,从而开始探索到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他高度估计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深远意义和战略地位,实际上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在批评右倾悲观思想的同时,批评了“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的左倾盲动错误,提出了波浪式地扩大根据地的方针,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将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认识.这样,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在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比之井冈山时期更加深刻了.它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标志着他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理理论的初步形成.
当然,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毛泽东的认识也有待于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逐步总结而不断前进.在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这一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上；在对敌我力量进行全局性的估量上；在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上,还要有一个实践、认识的发展过程,才能作出进一步明确的、深刻的科学论证.
第三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1936年12月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脱离了危险而走向新的高涨.这时,党有了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也有条件全面地、系统地从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它的特殊规律,进一步阐明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这“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在这本著作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在批判照搬苏联内战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指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他说,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将敌强我弱的尖锐对比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两个主要特点,是毛泽东在这本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来的,而这正是历次左倾机会主义者所不承认或不予正视的现实.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是中国国情和战争实际的集中体现.从这些特点出发,毛泽东揭示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中国红军有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前者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顺利条件,后者是困难条件.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一根本规律,他强调了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明确指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将长期地反复进行.直至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这个反复就结束了.因为到我们“围剿”敌人时,敌人将不可能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条件和地位,必然会被人民军队所消灭.毛泽东的分析表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将不断发展壮大,敌人占据的地区将逐渐缩小,当革命力量占有明显优势的时候,就会形成革命的农村根据地对敌占城市的全国性的大包围,从而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对敌实行战略围剿,在粉碎敌人企图反围攻的最后挣扎之后,将其全部歼灭之.毛泽东的这一光辉的科学预见,实际上就是为中国革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夺取全国胜利所描绘出的一幅蓝图,这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
毛泽东在强调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意义时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像俄国革命战争那样的方式,也不可能是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北伐形式的重复,而是采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使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斗争而达到夺取全国胜利的目的.他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的错误；批评了他们“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系地联成一片的工作”；批评了他们不讲时间、地点、条件,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这样,毛泽东就进一步阐明了中国进行武装革命应按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走特殊的道路,即不能像十月革命那样从大城市首先暴动而去夺取全国政权,也不能刻板地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在红军弱小时就去进攻大城市.而是要在乡村建立根据地,发展红军,进行长期的反“围剿”战争,等到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时,再去攻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在这本著作中,虽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党的城市工作与乡村工作的关系、从敌强我弱的前提出发所应得出的中国革命总的发展道路问题等,有待于进一步的阐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已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成熟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意义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形成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得到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成熟.1939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之前,他还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从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全面对比出发,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些著作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首先,明确指出和论证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否认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采取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了克服党内这种新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着重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革命原则,无论中外,都是适用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行这个原则时,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其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聚积力量,在时机成熟时进入起义和战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毛泽东在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贯彻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原则的表现后说：“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