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也妮·葛朗台和严监生的形象分析谢谢了,对欧也妮·葛朗台和严监生的形象进行分析一下,越形象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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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创造了一个严监生的形象,一个世纪后,法国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也创造了一个葛朗台形象,这两个艺术形象性格颇相似：吝啬而缺少人情,被人同指为“吝啬鬼”.这两者确实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二者的精神深层及其产生条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妨把他们作跨学科的研究. 一、社会学：没落的封建社会与上升的资本主义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一个作家的文学创造无疑贯穿着作家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味,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倾注了作家个人感受、认识、评价与理想,着眼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的思想、感情、命运、心理冲突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与揭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不例外地包含着他本人对生活的反省.吴敬梓与巴尔扎克根据自己的社会体验各自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形象,成为文学史的不朽典型,各自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某种社会内容.但是,吴敬梓的“吝啬鬼”与巴尔扎克的的“吝啬鬼”又有着本质的差异.严监生生活于封建阶级衰落的中国,葛朗台生活于资产阶级上升时的法国,因而,他们的身上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和个人性格、气质,各自形成“这一个”.形成这种差异是与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世界观、创造方法有关. 巴尔扎克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1819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他认识社会的三年,通过律师事务所的窗口,他看到巴黎社会的腐败与司法界的卑鄙勾当.以后社会上的坎坷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社会,深感金钱的魔力,领略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觉察到社会痼疾：腐朽的、贪婪的、虚伪的、丑恶的.他创作《人间喜剧》是在1829年至1848年之间,正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统治上升时期,作家生活于“金钱污秽和鲜血同归一流”的恶浊社会中,认识“金钱肆虐,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现实,由于他坚持“真实”、“典型”地“照原样表现世界”,因而《人间喜剧》实质就是贵族阶级的衰亡史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史的再现.它“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语）而《欧也妮·葛朗台》作为《人间喜剧》中最出色的画幅之一,其中典型的艺术形象葛朗台,无疑是作家对这个独特的社会独有的观察与长期的思考的结果. 吴敬梓生于封建的名门望族,“五十年家门鼎盛”,但他却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受尽了冷遇,和巴尔扎克一样,同样体会到世态炎凉.他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周旋于官僚、绅士、名流、清客之间,对他们卑污的灵魂有很深刻的认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专横,膏粱子弟的平庸昏馈,举人的利欲熏心.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清醒,也促使他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浪子与叛逆者,是封建社会的自觉批判者与个人性解放、民主思想的追求者.处在复杂动荡、变革的时代使他有机会以广阔的历史视角、敏锐的观察目光冷眼注视着清王朝的黑暗、庸俗、卑劣的种种世相人情,于是愤世嫉俗写就了《儒林外史》.吴写《儒林外史》时约在1736—1750年.这时清王朝虽然显出一派繁盛的景象,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腐朽的迹象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显露出来.它终究已是旧社会的老人,已无法阻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吴敬梓很清楚历史这种发展必然性.《儒林外史》中塑的严监生的形象即是注入了作家对甘于受金钱奴役的社会现象的揭露、批判和对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预言.由于严监生的形象蕴含着作家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故能“震动一时,而流传于一世”（严复、夏尊右：《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人生的经历与对社会的理解,吴敬梓与巴尔扎克很相似,但是,吴敬梓已从自已的阶级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巴尔扎克虽然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深恶痛绝,但最终未能摆脱自己阶级对本身的束缚.这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 心理学：焦虑性人格与偏执性人格 严监生拥财万贯,“银子十百两”,奴仆、役户几十人,但对自己拥有的财产保护能力却感到力不从心.严监生虽然用钱捐得一“监生”,可以与官府一往,但是在政治、经济、法律上没有特权,因而对于财产的保护也是提心吊胆,不得不“胆小惊事”,于是,无可奈何之时,只得以破财来保财.但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心破财,又使他产生了铭心刻骨的创痛和恐惧.恐惧,作为一种原始情绪,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从心理角度来看,是一种焦虑的心理.焦虑心理是由于缺少安全保障物而产生.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由于人体内部各部器官的兴奋产生,受内部或外部刺激的结果.焦虑有三种：现实性焦虑、神经性焦虑、道德性焦虑.现代教育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焦虑与环境密切相关,焦虑是一种安全担忧的反应.严监生拥有财产,由于没有坚硬社会地位做他的保障,时常怕别人来霸占去,他明显感到外界对他存在着危险而产生恐惧,这是现实的焦虑.他想保财,但又保不了,他想节约,但又不得不浪费,这种由内心冲突而造成持久痛苦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使他产生了焦虑,“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齐”,“时时忧贫,日日惊事,并不见一天受用”（《卧闲草堂评本》）.得不到宣泄,得不到代偿,得不到理喻,又不能自我意控因而时常陷入冲突之中,没有片刻的轻松,即使临死时也没有得到解脱. 葛朗台却没有这种焦虑心理,相反,由于他混迹革命,投机商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的地位都比严监生强得多,况且,由于资产阶级法律上形式的平等,这使他对自己的敌手,更会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傲视着,整个索莫城“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了一下”,有一种胜利的征服满足感,这时,他是得意的.但是,葛朗台对金钱的追求有一种特别的占有欲,并且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象饿虎猛蛇一样随时会扑向食物.这虽不是焦虑的心理表现,但已是一种变态心理.他的吝啬及对金钱的无限占有欲,就是他这种变态的心理上的反映. 据心理学家研究,人在孤寂时容易形成变态心理.葛朗台对金钱的依恋,无人性的吝啬在老年时最为明显.刻板的动作,执拗不让的性格,冷漠麻木的感情,就是集中的表现.在金库门前一盯就是几个小时,不信任别人,虽身体不动,但整个思想身心都在围绕金钱转动着.他对金钱有着一种特别的嗜好,并且执着.其实,这就是恋物（金钱）癖.葛朗台老年的表现,这从心理角度来说,这种变态心理是偏执狂是在个性缺陷的基础上,在心理因素作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偏执狂心理有以下特征：稳定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冷漠性,有严重的情感障碍；冲突性,有明显的人格缺陷.这种心理,就容易表现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好强,以自我为中心且多幻想.葛朗台在老年时的这种现象表现如：不信任别人,冷漠麻木、缺乏同情心,多疑自私,整天对着金钱充满幻想并以此达到目的视为满足,都说明了这种由于人性地要占有金钱产生的变态心理. 严监生为保财但破了财,葛朗台为守财而敛财,灵魂一样令人憎恶. 三、哲学：破财的吝啬鬼与敛财的守财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私有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封建主义是“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而资本主义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的“金钱交易”外,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两位作家在揭示这个充满污秽和铜臭味的人际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人物性格作为契机,对其灵魂进行深刻的解剖,对其深层心态进行详尽的分析,从而揭开了私有制的社会关系的实质.他们之所以这样不谋而合,是由于文学规律的决定. 黑格尔认为,“具体活动状态中的情致就是人物性格”,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美学》第一卷p30）,从中提出性格的“整体性”（totaciy）和“丰富性”（richnoss）的统一.理想性格是真正自由的个性,它借助各种冲突得以展示,文学性格亦然.在“各种冲突”中以文学性格来说,有感于作品中人物面临二难时的心理危机,这就是矛盾性格.概而言之,大凡成功的文学性格,精神深处总难免矛盾. 在严监生的性格里,“保财”与“破财”相互对立,这构成了他的矛盾性格.其原因勒索、殴打案发溜走,他被迫用十几两银子了结,为了达到扶妾为正的目的,给两老舅多次送钱,设宴款待.这是“破财”.要知道,在严监生的性格里是绝对不允许“破财”的,“破财”无异是要他的命.他所以“破财”,实际是为了“保财”,在“破”的过程中,带着无可奈何的折磨,倍受着刺心的痛苦.这正是“破财”的一方面.“夫妻回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哄他就是了.”到了病时,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拿一些常用药对付,结果病情加重,不日而死.”作家在这里用讽刺手法,把一个严肃的东西放在不严肃的东西中写出其荒唐,使人对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的荒唐行为感到意外,从而使“吝啬”二字形象地跃然纸上,这是严监生想保财但终破财的矛盾性格的本能体现,可以说是对严监生矛盾性格的补充. 在葛朗台的性格中同样能体现出严监生的特征,但巴尔扎克却用正剧而非讽刺手法来再现为人物阴险但装得很和善,为守财而敛财的矛盾性格.葛朗台狡诈冷酷,但善于掩盖自己,不动声色,他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可以装聋作哑,往往在暗中象“老虎”、“巨蟒”出其不意地击垮对方.他吝啬成性,以装穷来掩盖富有,既使买一支白蜡也认为是倾家荡产的行为,家中由他实行分配定食,舍不得花钱医有病的妻子,总之,所有需要动用钱的事都忍无可忍,大发雷霆,这个拜金狂为了金钱已泯灭人性,而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给女儿制造苦难,给家庭制造悲剧.其主导的性格是由于对金钱的占有欲,而形成其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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