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陈独秀一生（重点是1919——1927）评论其历史功绩与过失

结合陈独秀一生（重点是1919——1927）评论其历史功绩与过失
结合陈独秀一生（重点是1919——1927）评论其历史功绩与过失

结合陈独秀一生（重点是1919——1927）评论其历史功绩与过失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
　　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