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爱国征文40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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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爱国征文
400-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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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故事
徐特立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董存瑞
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佟麟阁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一级英雄”王海大队长
人物小传:王海,山东人,1925年生,1945年入党,1946年入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任空三师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的王海带领战友们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他本人因击落击伤敌机9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一级英雄”称号.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王海和战友们平均驾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他们的对手美国空军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但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王海和他的战友们相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强敌.1951年11月18日下午,180余架美机分头飞至我方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我机奉命起飞迎战.王海大队出动6架战机,向指定战区飞去.“跟我进攻!”发现敌机正在向清川江桥投掷炸弹后,王海发出命令.随之,编队从6000米的高度直捣而下,瞬间就冲到了1500米处的敌机群中.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乱作一团,丢掉炸弹,仓促应战.见敌机采用“圆圈战术”,8架飞机首尾相连,互相掩护,与我机兜起圈子,王海一声令下:“爬高占位!”我6架战机一起昂头,急速跃上高空.紧接着,他们又一压机头,猛冲下去.几次冲击,硬是冲破了敌机的“圆阵”.王海抓住时机,向一架敌机猛冲过去,直到距敌机500米处才开火,打得敌机翻滚着坠向地面.剩下的敌机一个个惊慌万分,四散逃窜.战斗结束后,王海和战友编着整齐的队形返回基地.这次战斗中,他们一共打掉了5架敌机.王海大队一举成名.
南宋末年,元兵南逼.宋皇从杭州败移福州.景炎帝二年(即公元一二七七年)的春天.文天祥为了抗击元兵,率师从闽西进军漳州,所闻福州失守,宋帝败逃海上,他只好西撤,翻越闽南与闽西交界的坂寮岭,退到险要的倒岭赶筑营垒,沉着应急.元兵来势凶猛,紧迫在后,文天祥的兵马渡过下畲溪的木桥,仰望天空,说了声“天助我!”立即,风起云涌,电闪雷鸣,咆哮的山洪把元兵阻隔在崎岖的对岸.
那拆掉的虽是木桥,却系交通要道.文天祥考虑到战后百姓过往的需要,特地为当地留下不少金银,以备复建之用.当他带兵马要经过倒岭下的梅子坑村,老百姓闻讯接应,纷纷主动把家里的门板桌面都搬来铺架临时便桥.文天祥万分感激,当场为此桥取名为“大义桥”,后人也有传说为“待御桥”.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一五八二年)间,在大畲溪建起了坚固的石拱桥,并在桥头建立了壮观的碑亭,以纪念信国公文天祥举义驻师.树立的三块石碑,均有秀丽的碑文.
传说后来当地著名的文人林希严(林泰)为了悼念“耿光垂北斗”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感慨满怀地写了《题国公桥》一诗:
当年丞相过桥东,
战马啸啸满路风.
万古人间留壮烈.
百年溪水泣英雄.
伤心荒涧碑犹在,
放目寒山事已空.
吊古不堪回首望,
冷烟萎草夕阳红.
这首凄凉,悲壮的诗篇,表达了后人对文天祥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爱国将领吉鸿昌
1895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家吉姓小茶馆的后院,诞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鸿昌.对于鸿昌的父亲吉筠亭来说,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吉鸿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岁,恰恰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报名参军,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戎马生涯.
吉鸿昌自幼即以岳飞、文天祥等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诚恳,吃苦耐劳,恪守军规,勇敢善战,以致有“吉大胆”之称,他率领的部队则号称“铁军”.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鸿昌35岁那年,被提拔为国民军第22路军的总指挥.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可是国民党借口“攘外必先安内”,拼命剿杀共产党.这时吉鸿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苏区,他在前线化装成小炉匠进入苏区,亲眼见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觉得茅塞顿开,并为自己立定了目标:“投错了门路,就拔出腿来!”于是准备率部起义.不料蒋介石得到密报,很快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以“考察”的名义将他驱逐到国外.
就在吉鸿昌出国前夕,9•18事变发生,他听到这一消息“发指眦裂”,声泪俱下地说:“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坚决要求留在国内,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但蒋介石无动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国.满怀悲愤的吉鸿昌无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馆墙上,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爱国的吉鸿昌在美国受尽了民族歧视,有人告诉他,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怒不可遏,说:“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而且随时随处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用中华民族的自尊向美国的种族歧视挑战.
吉鸿昌在国外到处宣传抗日,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日本有飞机大炮,中国凭什么抗日?”他拍着胸脯愤然回答道:“我们有热血,有四万万人的热血.中国人的愤激已经达到了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真理而战!”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华侨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65周年,他应邀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听罢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位华侨高声说:“吉将军,你快回国,把军队整顿起来吧,我们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鸿昌听罢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同胞们的热望,誓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说罢泪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这时,到场的侨胞也放声痛哭,高喊:“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吉鸿昌闻讯提前回国.船到上海,他见到日本军舰正在攻打吴淞炮台,而国民党的军舰却不还一枪.吉鸿昌在甲板上顿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对周围的人说:“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声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让他在上海办实业,他愤懑至极,抗议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爱国无门的吉鸿昌只好采取独立行动,潜至湖北发动旧部起义,蒋介石派兵追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吉鸿昌进入苏区;后由苏区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与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旧军人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实现抗日救国的誓愿,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资,购置武器,联合了爱国军人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发表“外抗暴力,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一度收复了张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伪军队赶出了察哈尔省.其间他即兴作诗说:“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得到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线慰问.后来,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破坏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致使吉鸿昌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园路5号家中的三楼,购置印刷设备,印刷出版宣传抗日的刊物《民族战旗》,后来又改名《华北烽火》、《长城》,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吉鸿昌的迫害,严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鸿昌.这时的吉鸿昌处境已十分危险,党的地下组织要他撤离;但吉鸿昌考虑到有许多工作还要在天津继续进行,于是先把家眷转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别墅,自己则居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或惠中饭店.1934年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天津法租界当局,在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未遂,乃将他逮捕.先由法国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园51军的军法处.审讯时吉鸿昌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地说:“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作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审讯吓住我,你们想错了!”
几天后,吉鸿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陆军监狱,蒋介石密令将他就地处决.11月24日军法官到狱中向吉鸿昌宣布判处死刑的命令,吉鸿昌神态自若,他向监刑官索要纸笔,给妻子胡红霞写了一封遗书,安排身后:“红霞吾妻: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存教养子女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四弟照应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岁的吉鸿昌以地作纸,枯枝为笔,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喝令执行官:“给我搬把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开枪!”执行官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吉鸿昌厉声说:“在我面前开枪!我吉鸿昌要亲眼看着你们是怎样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日胜利万岁!”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败类手中,引发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历史哀痛与沉思.
如今,坐落在花园路的吉鸿昌烈士故居已成为天津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吉鸿昌诞辰100周年之际,又在故居对面的一块泰山石上树立起吉鸿昌将军跃马横刀的青铜雕像.这一切,作为我们民族灵魂和骄傲,将永远永远地保存下来,供世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