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句子句式赏析只需要离骚里的其中一句话的赏析就够了~要200字啊~只需要"帝高阳之苗裔兮"到"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这中间的句子的赏析...我只要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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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句子句式赏析
只需要离骚里的其中一句话的赏析就够了~
要200字啊~
只需要"帝高阳之苗裔兮"到"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这中间的句子的赏析...
我只要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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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翻译：屈原痛心怀王不能听信忠言,明辨是非,被谗言和谄媚之辞蒙蔽了聪明才智,让邪恶的小人危害公正的人,端方正直的君子则不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苦闷,写下了《离骚》.“离骚”,就是离忧的意思.
另：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

《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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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长篇抒情诗。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西汉末年，赋家扬雄曾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大概是从这里来的。”(《楚辞论文集》)这一论证是确切的。屈原的创作是从楚国的民间文学汲取丰富的泉源，既然他的作品内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翼骚序》)，那末作品的名称袭用民间歌曲的旧题，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一句词并非有声无义。司马迁《史记 ·屈原列传》引刘安的话，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骚》就是“离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劳商”“牢愁”和“牢骚”，都是一声之转的同义词，同样是表示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史记》本传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足见标题是决定于作品的内容，而标题的音乐意义和作品的内容是统一的。 “离忧”“离骚”以及“劳商”“牢愁”“牢骚”，都是双声或叠韵字所组成的联绵词，只是一个完整的意义。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显然，他们都是在替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这句话做注脚，但却误会了司马迁的原意。又，项安世《项氏家说》说：“‘楚语’：‘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韦昭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也是把“离”和“骚”分成两个字来讲。把两个字义凑成一个词义，以致理解不同，纷歧百出，都是由于不明词性的缘故。
本篇原名《离骚》，到了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却称之为《离骚经》。他的解释是：“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这话的牵强附会，无待辨明。“经”，当然是经典的意思。《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把《离骚》下面加上一个“经”字，正如洪兴祖所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又，本篇也有人简称之为《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辨骚》名篇；甚至有人竟把屈原的作品以及后来模仿屈原的作品都称之为“骚体”。这也是原于王逸，因为他在《楚辞章句》里，把凡是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离骚》，凡是模仿屈原的作品概题为《续离骚》。如《九歌》，题作《离骚·九歌》，《九辩》，题作《续离骚·九辩》。这些名称，虽然相沿已久，但并不合逻辑。复次，本篇也有人称为《离骚赋》。这起源于汉朝，因为“汉赋”的表现形式是从“楚辞”演化而来，所以汉朝人的眼光里，屈原的作品无一不属于“赋”的范畴。司马迁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本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则更进一步都称之为“赋”。其实，“赋”到汉朝才成为文学形式上一种专门体制。称屈原作品为“赋”，由于受了汉朝人对“辞”“赋”的概念混淆不清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代，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据《史记》本传记载，是叙述在上官大夫夺稿，“(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就是这一年的事；而只是说，《离骚》是屈原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作品。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广泛的。但《离骚》作于楚怀王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究竟是哪一年呢？远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已经感到文献不足征的困难，而无法作出绝对的论断。当然，今天更不能加以主观的臆测。可是，在司马迁的提示下，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多少还可以寻找出一点关于这一问题的消息。我以为《离骚》既然是一篇抒情诗，而它的具体内容又属于自叙传的性质，则作品本身有关客观事件的叙述，个人遭遇的因由，情感上所表现的忧愤之深广，创作上所表现的气魄之雄伟，这一切，都透露了它自身产生的时期：既不可能是少时的作品，也不会是晚年的创制，最适合的那只有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时期。篇中关于年龄的叙述，处处都证实了这点。我们试把篇首“恐美人之迟暮”，篇中“老冉冉其将至兮”，篇末“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综合起来，互相印证，就不难得出一个整体的理假如是三十以下的少年人，无论怎样多愁善感，也不会说出这样老声老气的话；但要把它作为五十以上的人的语气也不妥贴，因为那就谈不上“时亦其犹未央”了。屈原四十左右正是楚怀王的末期，当时楚国屡次兵败地削，怀王主张不定，楚国政府内部亲秦派和抗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寻绎《离骚》文义和上述的时代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本篇是屈原用血泪所凝成的生命挽歌，作品的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正反映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斗争生活，坚贞而炽烈的爱国心情；精神实质的内在联系，使得它成为天衣无缝，冠绝千古的名篇。可是后世读者的欣赏往往停留在音调的铿锵，词藻的瑰丽的上面。甚至有人认为“古今文章无首尾者惟庄骚两家”。说它“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言语无端。”(陈继儒语)这种似是而非的十分抽象的模糊概念，其结果必然陷于不可知论。关于本篇的主题思想及其篇章结构除了上面分段说明（见译注）外。兹提出下列几点：
第一，本篇以现实的火热斗争作为通篇的主题思想，它不但说明了屈原和贵族的腐化恶劣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反映了他是怎样在残酷考验中战胜了自己思想里脆弱的一面，完成了他那种坚强的具有伟大悲剧意义的高尚人格。围绕着这一核心，层层深入。例如女媭、灵氛、巫咸三大段谈话，本身并非事实，只是表现屈原在现实斗争中曲折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他(她)们同样是同情屈原的；可是他(她)们的身分不同，表现在语气上的关切程度不同，而且论点也是各异的。女媭单纯从爱护屈原、关心屈原出发而说出娓娓动听的人情话，她只是劝屈原作明哲保身之计。处于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容易的，那就只有消极逃避之一法；这正符合于战国时代盛行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灵氛回答屈原问卜之词，是为屈原的事业前途着想而提出的当时士的阶层社会意识的普遍诱惑。巫咸的语言表面仅仅是一篇不切实际的大道理，实质上则是以妥协代替斗争，为同流合污、苟合取容的作风和行为自己在思想上先找好一个防空洞。这正反映了屈原在思想上可能动摇的三个方面。对这，屈原都没有作正面的答覆：听了女媭的谈话以后，借“就重华以陈词”从理论上予以否定；回答巫咸的则是从具体情况的分析来粉碎其客观现实的根据；灵氛的诱惑，虽然引起了他暂时的动摇，可是伟大的爱国热情终于使得这种诱惑完全破产；而屈原也就在思想斗争中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不但在表现手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而它主题的突出是如何的明朗而深刻！
第二，本篇在组织形式上一个最基本的特色，那就是现实的叙述和幻想的驰骋的互相交织；而这，又是被它的内容所决定的。诗篇一开始是从现实的叙述着手的，接着他就现实问题加以详尽的说明和反覆的剖析，可是精神上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于是丑恶的憎恨和光明的憧憬，就使得他那迷离恍惚的心情进入一种缥渺空灵的幻想境界。随着幻想的开展，扩张了作者忧愤的深度和广度，驰骋着人生的炽热爱恋与追求。可是这幻想是无法脱离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幻想最后的破灭，它终于不得不回到现实而结束全篇。本篇的结构，就是这样统一起来而达到完满的高度。
第三，尽管幻想和现实交织，全篇的线索是分明的。作为本篇的具体内容是屈原的自叙生平；而屈原的生平是和楚国客观形势密切联系着的。伴随楚国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屈原所采取的态度是怎样呢?最初他满怀信心的提出“愿俟时乎吾将刈”，可是现实不允许他实现他的理想，接着就是“延伫乎吾将反”；再次，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复次，是“吾将远逝以自疏”；而这都不可能，最后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了。这五句所标明的是思想发展变化的五个过程，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是紧紧相联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样就很自然的划清了文章的层次；更重要的是，引出了贯串全篇的一条主要线索。从这一主要线索派生出来的其他各个方面的叙述亦莫不如此。例如：篇中以男女的爱恋象征理想的追求，始则曰，“吾将上下而求索”；继则曰，“哀高丘之无女”；继则曰，“相下女之可诒”；继则曰，“闺中既以邃远兮”；继则曰，“岂惟是其有女”；继则曰，“聊浮游以求女”。又如用芬芳的服饰，比喻自己的好修，遣词用意，也都是前后一贯，脉络分明，自成体系的。 （马茂元）
【赏析二】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修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汤汤，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从构思上说，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这同《聊斋志异》中《席方平》篇写阴间的作用有些相似。只是《席方平》中主人公是经过由人到鬼的变化才到另一个世界，而《离骚》中则是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这种构思更适宜于表现抒情诗瞬息变化的激情。诗人设想的天界是在高空和传说中的神山昆仑之上，这是与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一般意识和原型神话相一致的，所以显得十分自然，比起后世文学作品中通过死、梦、成仙到另一个世界的处理办法更具有神话的色彩，而没有宗教迷信的味道。诗人所展现的背景是广阔的，雄伟的，瑰丽的。其意境之美、之壮、之悲，是前无古人的。特别地，诗人用了龙马的形象，作为由人间到天界，由天界到人间的工具。《尚书中候》佚文中说，帝尧继位，“龙马衔甲”。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龙的原型之一即是神化的骏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吕氏春秋》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在人间为马，一升空即为龙。本来只是地面与高空之分，而由于神骏变化所起的暗示作用，则高空便成了天界。诗人借助自己由人间到天上，由天上到人间的情节变化，形成了这首长诗内部结构上的大开大阖。诗中所写片断的情节只是作为情感的载体，用以外化思想的斗争与情绪变化。然而这些情节却十分有效地避免了长篇抒情诗易流于空泛的弊病。
从外部结构言之，全诗分三大部分和一个礼辞。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自叙生平，并回顾了诗人在为现实崇高的政治理想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惨遭失败后的情绪变化。这是他的思想处于最激烈的动荡之时的真实流露。从“女媭之婵嫒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部分。其中写女媭对他的指责说明连亲人也不理解他，他的孤独是无与伦比的。由此引发出向重华陈辞的情节。这是由现实社会向幻想世界的一个过渡(重华为已死一千余年的古圣贤，故向他陈辞便显得“虚”；但诗人又设想是在其葬处苍梧之地，故又有些“实”)。然后是巡行天上。入天宫而不能，便上下求女，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努力挣扎与不断追求的顽强精神。从“索藑茅以筵篿兮”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为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思想斗争，表现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读之令人悲怆!末尾一小节为礼辞。 “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虽文字不多，但表明诗人的爱国之情是与他的美政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全诗到高潮之后的画龙点睛之笔，用以收束全诗，使诗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使诗中表现的如长江大河的奔涌情感，显示出更为明确的流向。诗的第一部分用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历程。而后两部分则以色彩缤纷、波谲云诡的描写把读者带入一个幻想的境界。常常展现出无比广阔、无比神奇的场面。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虽然不能不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杰作，但还不能成为像目前这样的浪漫主义的不朽之作；而如只有后两部分而没有第一部分，那么诗的政治思想的底蕴就会薄一些，其主题之表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既含蓄，又明确；既朦胧，又深刻。
《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届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离骚》的语言是相当美的。首先，大量运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如以采摘香草喻加强自身修养，佩带香草喻保持修洁等。但诗人的表现手段却比一般的比喻高明得多。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第四句中的 “芳”自然由“芰荷”、“芙蓉”而来，是照应前二句的，但它又是用来形容“情”的。所以虽然没有用“如”、“似”、“若”之类字眼，也未加说明，却喻意自明。其次，运用了不少香花、香草的名称来象征性地表现政治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比较抽象的概念，不仅使作品含蓄，长于韵味，而且从直觉上增加了作品的色彩美。再次，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最后，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手法，如“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等，将 “兮”字去掉，对偶之工与唐宋律诗对仗无异。
屈原是诗国的一颗巨星，远在众星之前，它出现在我国诗歌史上，成为无数后继者所仰慕的风范。他的不朽之作——《离骚》，震古烁今，千百年来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成为我国诗歌史以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伟大、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生命力，自是美的无尽藏。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来人们读《离骚》，人们认识它，分析它，开掘它，只要是一个态度严肃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过。它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激励，“美”的享受。它是那样完美而丰富，古老而常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离骚者，犹离忧也”，这是司马迁对《离骚》题义的解释。“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是他对诗篇创作动力的说明，也是对长诗《离骚》感情基调的诠释。屈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谗远逝。他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国兵挫地削，危亡无日，自己却竟被疏失位，救国无门。这对于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来说，能无怨乎？诗中有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云：“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最后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正是诗人蕴藏着满腔爱国激情，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首悲伤怨愤之歌，读之令人摧肝裂胆，撼人心魄。
《离骚》一诗素称难读，这除了南楚的方言、历史、神话、风物带来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碍之外，主要由于全诗感情回环激荡，反反复复，脉络不易掌握。诚然，《离骚》是一首规模宏伟的长诗，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叙传性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而又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和事件叙写以及情节因素。因此，对于《离骚》一诗，我们只有首先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艺术深处，发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艺术创造。
长诗《离骚》，叙写了诗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经历，从而说它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现实的描写，在自我形象中渗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诗中的构思，具有某些情节性，但也并非是客观的、真实生活经历的叙写，而完全是主观想像的飞腾。这一切都说明长诗《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也就是说我们读长诗《离骚》，特别应该把握的是它的“情”，是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开的全部丰富性和贯穿于全诗的艺术特质。
贯穿于《离骚》长诗中的“情”，即司马迁所说的“怨”情，更确切地说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诗人身处战国时期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时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热爱的祖国，原本是一个强大富庶的国家，在群雄并峙之中，曾居于盟主地位，有着统一天下的诸多条件。但自楚悼王变法失败以后，国政受旧贵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怀王时期，由于内政不修，外有强秦压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远见和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他出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满怀忠贞之志，企图革新政治，振兴楚国。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却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担任左徒要职，推行新政；谁料正当他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之际，却因为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谣诼蜂起。“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群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谗见疏。他怨忿楚王之“数化”，“不寤”；怨忿“党人”之“贪婪”、“工巧”，怨忿“众芳”之“芜秽”、变节、堕落。最使他感到哀伤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国的日趋危亡，而自己却被剥夺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做为一个“忠而被谤”，爱国获罪，眼看祖国濒临险境而又“救国无门”的人，该是有怎样的一种激怨之情啊!于是诗人的感情犹如火山爆发，迸射而出，铸就这篇积忿幽深、摧人肝胆的长篇诗作——《离骚》。
忠怨之情是长诗《离骚》的一条主线，而从全诗结构上看，则可以分为两大层次，即从开篇到“岂余心之可惩”，可以视为诗篇的前半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写诗人矢志报国，高洁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现了抒情主人公与楚国黑暗现实的冲突；从女媭的责难至篇末，则主要写诗人遭到迫害以后，继续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动起来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最后的抉择。从艺术手法来说，前半部分虽然也有艺术夸张，并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但基本上是诗人现实生活的经历，是实写；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把炽烈的感情化为超现实的想像，表现了诗人的心路历程，表现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虚写。
掌握了长诗《离骚》这一结构层次，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它的内在逻辑，亦即诗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轨迹，以及起伏于全诗中的细微的心理描写。
长诗《离骚》的开端就是很奇特的。诗人首先以十分庄重而自矜的口吻，自叙了高贵的出身，奇异的生日，以及由于父亲对自己莫大期望而赐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说：“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清顾天成《离骚解》)诚然，开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肃穆的，含蕴是深邃的。他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阳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为他的至死不能去国埋下了伏线。他自道奇异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现他的尊贵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灵均，禀赋良善，公平均一。这是亲人对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条。总之，这起始的八句，就为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爱(“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定下了基调。接着诗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并以万分急迫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献身君国的愿望。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这是对自己的。他担心时光飞逝，自己为国家做不成事业。因此他不满足于先天的“内美”，还“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实、提高自己，以便奉献于祖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是对楚王(“美人”)。他担心楚王不能及时奋进，耽误了楚国的前途。两个“恐”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国事的危机感，特别是诗人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于楚王，他劝导楚王“抚壮而弃秽”，愿为楚王“导夫先路”，希望日益衰败的楚国，重新振兴，恢复到开国盛世的那种局面：
“岂余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诗人的这一片赤忠之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相反的却因触犯了守旧贵族的利益，而招来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诗篇展现了楚国社会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愤慨的图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谗多变(“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群芳”(培植的人才)随风转舵，堕落变质(“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朝廷群小“贪婪”、“嫉妒”，蔽美称恶，无所不为。黑暗的现实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诗人的爱国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诗人于是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诗人是坚决不屈服的，在诗篇中他反复申说了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诗人是要誓死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长诗并未就此结束，黑暗的现实，巨大的苦闷，迫使诗人由现实进入幻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而全诗转入了第二部分。
坚贞的灵魂需要战胜诱惑。与常人一样，在失败的极端痛苦中，诗人的内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惨遭迫害的情况下，还应不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永无反悔的态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国所容的情况下，应不应出走远逝，到他国寻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负？诗人通过女媭、巫咸、灵氛这些虚构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劝说，把自己的内心冲突和抉择形象化了，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了一颗经过炼狱的考验，而更加洁白无疵的伟大的灵魂。
女媭用“婞直以亡身”的历史悲剧来规劝他，劝他放弃执守，与世浮沉。这与诗人“依前圣以执中”的坚持真理的态度是矛盾的，实际也是对诗人既往斗争生活的否定。这一内心冲突是激烈的。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他需要历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于是他借“就重华而陈词”，重温了夏、商、周历代的兴亡史，并以壮烈的心情回顾了前朝那些为正义而斗争者的命运。这种再认识不仅增强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时更激发起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宁死不悔的壮烈胸怀：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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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