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水 旱 蝗 汤的说法大约记得是 水 黄河发大水 旱 旱灾 蝗 蝗灾 汤 汤恩伯 请求详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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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水 旱 蝗 汤的说法
大约记得是
水 黄河发大水
旱 旱灾
蝗 蝗灾
汤 汤恩伯
请求详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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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那年也就是43年冬至44年春.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频频失利,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运输线随时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此,日军于1944年1月24日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年4月中旬,日军集结六个师团、4个旅团、共6万兵力分三路进攻豫中.
　　此时,豫中中国守军为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部,共有8个集团军40多万人.没想到这些看似强壮的国军在日军面前竟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于是,“豫中战役”历时38天便结束了.国军损兵折将达20万之多,失城38座,河南省几乎全部陷落日军手里.
　　“这么不经打?40万国军居然损失过半,难道全是吃白饭的?”
　　此话问得好!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在国军损失的20万人数中,大约有5万名军人是被当地的河南百姓缴械而失去战斗力的.在国军与日军交战时,老百姓个个忙个不停.国军的伤员撤下阵来没人抬,日军的伤员撤下阵来老百姓却抢着抬担架.这还不算,老百姓还亲自带路,帮着日军四处去追击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散兵.
　　这是真实的历史吗?是的!一点不假!确实有为数不少的河南百姓在帮着日军打国军.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不怕背上“汉奸”与“卖国”的罪名?理由只有一个：国军没法让他们活下去,日军想法让他们活下去.
　　要说这段历史应该再往前推二年.“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痛恨国军,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的部队.这些部队还要以抗日名义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耕牛就是他们的主要生产资料.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还只是缴单个国军士兵的武器,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国军的武装.
　　这时,日军打过来了!日军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百姓发放军粮,以收拢民心.国军不管百姓死活,日军为百姓打开生存之路,他们不听日军的话还会听谁的话?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在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选择了后者.
　　河南灾情严重,《大公报》派遣张高峰记者到中原地区去采访.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寄回了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通讯.通讯中说：“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还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并揭露当局向灾民执行征兵、征粮等不管百姓死活的政策.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在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上. 2日,《大公报》王芸生又写了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即刻派人送来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 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
　　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悲!这是中国人的悲惨一页历史!这也是民族耻辱的一页写真,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天灾,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导致的.我觉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