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要例子最好以基督教和中世纪欧洲国家为例

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要例子最好以基督教和中世纪欧洲国家为例
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要例子
最好以基督教和中世纪欧洲国家为例

皇权与教权的关系,要例子最好以基督教和中世纪欧洲国家为例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落入日耳曼人之手,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欧在8世纪的时,教会与皇权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开始的. 8世纪是拜占庭封建制大发展时期,8世纪初,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发动新的进攻,716年,阿拉伯人开始进攻小亚细亚,并推进到小亚西部的帕马,皇帝蒂奥多西三世束手无策,但是,小亚督军立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于是立奥强迫皇帝退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称立奥三世,从此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他建立了11个军区,竭力保障新兴军事贵族的利益,安定军士生活,但是在当时,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教会与修道院之手,它们还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的特权.于是立奥从726年起反对圣像崇拜,掀起一个全社会的圣像破坏运动,要求僧俗高级贵族在他制定的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上签字,拒绝签字者立即免职,声响破坏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主张破坏圣像的东方各军区的军事贵族,开明僧侣保罗派信徒及其他反对教会的下层群众；坚持圣像崇拜的主要是正教高级教士旧贵族修士及欧洲地区民众,君士坦丁堡工商界人士也站在圣像崇拜者一边.运动开始后教会和修道院的圣像、圣迹及圣物都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迫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在帝国范围内,圣像崇拜和反崇拜的斗争激烈化,教俗旧贵族发动反政府叛乱,遭到立奥三世的镇压.731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进行干涉,他宣布开除立奥三世及圣像破坏者的教籍,立奥则剥夺了教皇在南意大利的征税权及伊利里亚的管辖权. 735年,皇帝查尔西顿召开宗教会议,有300多名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参加,会上通过了反对圣像崇拜,拥护皇帝宗教政策的决议,两派斗争更加激烈化,修道院被封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坚持圣像崇拜的僧侣被囚禁和放逐,有的甚至被处死. 圣像破坏运动是促进拜占庭封建化的有力杠杆,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多半采用奴隶和农奴耕种.皇帝下令将没收的地产赠给新兴的贵族和士兵或用以奖励反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战争中有功的官兵,从而培植了新兴军事贵族和领有份地的军士阶层,使拜占庭的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虽然圣像破坏运动在后来经历了曲折与反复,并于843年彻底终止,但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继续存在,教会没收的土地亦无法收回了.这时的皇权已经完全凌驾于教权之上了. 在西欧,日耳曼各族开始信奉基督教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后,围绕教权与皇权,也有着一系列激烈斗争.教权与皇权的斗争是中古西欧的重大事件.开始时,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国家政权和武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普遍改信了基督教,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生活在宗教迷信的氛围之中,教会和修道院得到国王和贵族赐给的大量土地,又利用宗教迷信和政治特权夺取农民的土地,由于中古西欧政治权利比较分散,主教不仅在教会地产上拥有司法等世俗权利,还积极参加地方上的政治和军事,不少教士还担任国王的高级官吏,有的国王重臣卸任后又担任有权势的主教.格里哥利改革以后,各地的教会比以前更加强调教会的独立性,否认教会从前领有的土地是封土,宣布教会不再是国王的封臣,也不再履行封臣义务.这次改革捍卫了教皇的权威,教皇领导全教会的地位也得到巩固.皇权与教权的矛盾日益激化,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对主要矛盾之一.其中以德皇与教皇的斗争最为突出. 原来德国皇帝由于控制了日耳曼教会,挟持在罗马的教皇,一度有较大的实力,但由于有利于王权的因素后来或者消失,或者走向反面,因此从11世纪起德皇势力渐衰,而西欧的封建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11世纪格里哥利改革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使德国皇帝难以扶植傀儡教皇.教皇又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北部的米兰威尼斯等城市在政治上联盟,使德国皇帝对意大利北部,甚至于自己国内的统治都岌岌可危,1075年,格里哥利七世规定世俗国王不得拥有主教授职权,次年又开除了了拒不退让有阴谋废黜教皇的亨利四世的教籍,亨利迫于形势不得不屈服,于1077年1月到意大利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前赤足冒雪哀求三天才得以晋见,教皇同意恢复他的教籍和统治权力,但他回国后继续与教皇对抗,重新起兵,并将教皇驱逐出罗马,并使其客死他乡,后来的教皇继续与亨利四世斗争,在亨利死去时,他已被再次开除教籍,也丧失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无力驾驭国内叛乱的贵族.此后,德国国王与教会的斗争不断深入,但最终还是教会占了上风,德国从此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欧,封建君主的权利没有了教会的制约,皇权得以不断强化.即使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封建君主专制仍在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广大东欧地区不断发展,尤其是在俄罗斯,在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以后才得以被彻底消灭.究其原因,东方的大河文明所特有的集权式的政治文化对它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拜占庭也好,俄罗斯也好,就地缘上来看,都处于亚欧文明的交汇地带,因此,拜占庭既有典型的希腊罗马文化,又有东方所特有的集权主义.宗教在东欧几乎只作为皇权的附庸来存在,尤其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后.而其封建集权的特点,无疑是奠定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严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特点的基础. 反观西欧,广义地说,西欧的政治特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到11世纪,教皇和皇帝基本上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的意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其对立的拜占庭.1073年起教皇格利格里以后,教皇的权威开始达到顶峰,到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已经卷入欧洲各国的政治事务中,他曾宣称：“世界上一切都无法逃脱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英王和法王的虔诚,教皇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随着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基督教那种宣扬禁欲主义思想已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人们不再追求来世得救,而注重现世的幸福.这时英法封建君主也更加注重国家的繁荣而不是教皇.于是封建君主与新兴的商人阶级联合,与教皇对抗,教皇的权威在这种对抗产生后走上了下坡路.而为了回报广大人民,君主自由民提供保护,还为商人的利益服务,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了新型的君主国家. 不难看出,在西欧教会与皇权相互制衡,这种二元制的政治格局,一直对西欧今后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是君主与教会间,虽然教会的实力在14、15世纪以后就一蹶不振,君权得到加强.然而,这种加强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新兴的商人阶层兴起,封建专制对商人阶层的束缚的加强,资产阶级革命就已在酝酿中了.于是,另一个制约王权的机构就要出现了,那就是议会.这种制衡的机制对于西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一直存在至今,还影响了美洲、澳洲这种“新大陆”.而奠定其基础的,无疑就是西欧君主与教会的最初的制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