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的意图及危害

如何认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的意图及危害
如何认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的意图及危害

如何认识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的意图及危害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政要不断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每年的“八·一五”投降日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并延续八十年代初期就频频出现的公开否认侵华战争、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敌视中国和其它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为军国主义招魂.对此,尽管中国和其它亚洲受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人民以不同形式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右翼政要依然如故.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多年后还会频频发生这种事件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显然很薄弱.随着研究型课程在高中的推广与深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为教师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认真加以研究探讨,以期帮助学生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历史,进而认识当今的日本.
日本右翼政要否认侵华战争罪行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行为.对此应该首先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分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美国政府就控制了整个对日政策,使战后的日本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日本的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一个幌子,它实际是有先决条件的,其中最大的条件就是天皇不被审判.美国政府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接受了日本的这个条件.在这一前提下,日本才宣布所谓的“无条件”投降.此后,美国控制了一系列对日政策.首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上,虽然前后持续了将近2年半的时间,开庭818次,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1231页,实际上仅对25名战犯进行了判决,被判绞刑的只有7名战犯,无期徒刑的16名,另有7年徒刑的2名.像松井石根这样的战犯,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937年12月13日指挥军队占领南京,犯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行,杀害中国军民30万人以上.但判决书却对他“在中国实行侵略战争”上,“判决为无罪”,硬说“1937年和1938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侵略战争有关”.只是由于中国法官坚持要严惩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最后法庭才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判处其绞刑.（1）其次,在战犯的审判上,庇护了最大的战犯裕仁天皇.裕仁天皇从1931年9月18日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到1945年的投降,推动和指导了一连串的战争,包括对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的参与和鼓励,是一个彻底的战犯.但是,美国坚持庇护天皇,保留天皇制度,以便控制和利用日本为其长期战略服务.审判的所有起诉书上都未提到天皇有战争罪.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反感.还有一项就是美国控制并很快释放了一大批被判刑入狱的包括岸信介在内的19名甲级战犯等大战犯,到1958年4月7日,所有战犯均被释放.（2）不审判天皇,轻判战犯、释放战犯,使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责没有最后的归属,也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拒不承认战争罪责留下借口,使他们轻易地顺着天皇无罪、自己也无罪、日本也无罪的“逻辑”为自己开脱罪责,并以此作为日本没有侵略战争罪行的“证据”.直到1995年8月16日法国《世界报》还载文指出：“与关心日本的民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并释放了战犯,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3）
再从日本投降以后的政治走向来看,美国政府的养虎政策就更加明显. 虽然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5年8月30日进驻日本本土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了日本的国内局势,收缴军队装备,废除并解散了日本的战争机构,逮捕战犯,对日本的法西斯团体和法西斯骨干分子进行了清理,并迫使日本修改宪法,宣布永远放弃战争权力,废除了日本天皇的绝对权力,只保留了象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日本的所谓“和平宪法”对天皇的规定以及远东军事法庭对天皇战争罪责的不予追究,就会发现这里埋藏了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翻案的祸根.1946年11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日本国宪法》,新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开始生效.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这一规定宣告了战前天皇专制主义的终结和天皇象征性地位的确立.然而,就是天皇的象征性形象的确立,和他的战争罪行的免除,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心目中,天皇没有侵略战争罪行,就说明日本没有侵略战争罪行,审判追究的只是个别军人的事情,与其他人员无关；对日本统治阶级来说,天皇制的存在,标志着旧的统治集团的连续性,日本法西斯政权虽然垮台了,但是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还在,这就使得战后日本政府里“合法地”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类战犯 ,有的甚至高居权力的顶峰,像旧官僚出身的吉田茂后来担任了首相；身为甲级战犯、曾在另一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的岸信介被释放后,于1955年组织、合并其它政党派别成立了日本最大的也是长期执政的保守党——自民党,其个人后来也担任了日本首相,其内阁及其下属组成人员中,半数以上是旧官僚、旧军人.这样的政府组成人员,怎能指望他们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呢?话说开一点,九十年代曾经出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本人就是日本战死者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的会长,而且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现任首相不止一次参拜靖国神社,虽然其人也表态反省,但是从其精神深处看,这样的首相可能真正反省战争罪责吗?而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占领军所容许、认可的.
更有甚者,随着战后苏联和东欧以及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美国出于其“冷战”思维,要把日本作为反苏、****、反中国革命的前沿阵地,于1947年开始筹划对日和约问题,不顾苏联和中国的反对,于1951年9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会议之外；9月8日,举行对日和约的签字仪式,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签字,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其它48国在条约上签字,使之成了片面和约；当天5小时后,日、美又签署了《日美安全条约》,使美国把日本变成自己的同盟和基地的愿望成为现实.这样,有了美国的“保护”,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即“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所有战争行为不被认为是“侵略战争”（4）,使日本对侵略中国的战争罪行的否定就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之一：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否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当年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延续,从国际法的法理上帮助日本否认侵华战争,美国政府“养虎”是为了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崛起.国际政治斗争的结果使得日本保留了军国主义的旧根,并使之朝着有利于美国的亚洲战略的方向发展.
日本右翼政要否认侵华战争罪行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根据写于公元8世纪的早期日本历史《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日本的先民认为,第一个日本天皇就是公元前660年加冕的传奇人物神武天皇,他被认为是日本的保护神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长孙,是日本的开国之王.日本的民族信仰中,认为日本是神眷顾的国家.（5）在日本的历史上,天皇曾经数百年不拥有实际的国家权利,但是,任何势力夺取了国家权力之后,都没有伤害过天皇.这种千年一脉的承续,使得天皇在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心目中成为现实的神.当天皇号召人民进行战争时,哪怕死亡再多,再残酷,人民也义无返顾.这在日本的侵华战争和其它战场上的表现中看得十分清楚.直到战后的1946年元旦,日本天皇还要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战后至今,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敬畏、崇拜和很深的精神依赖心理依然存在,2001年年底日本皇妃的“生女事件”在日本国民中的强烈反响足以证明之.可见,日本社会对天皇这个带有浓厚神化色彩的角色的有一种难以以民主、平等精神对待的特殊心理,他们不愿想象天皇过去竟然犯有侵略战争罪行.
催生日本国民为天皇效命而且虽死犹荣,进而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罪责的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对国民的影响.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中期开始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是武士阶层的一种个人修炼准则.被最高统治者全面利用是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以官方的正式名义促使武士文化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和灵魂的皈依.在日本官方的推动下,武士道精神掺入许多血腥的因素.在战前的日本武士精神中,它就主张服膺强者,蔑视弱者,对主子和强权,它恭顺、忠诚,可以为之切腹甚至集体自焚,对弱者则刀劈、枪刺,拿来做活体实验.在它技不如人的时候,会虚心求教,一旦自觉强大,则侵略扩张.同时,它崇尚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在价值观上主张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绝对化、极端化思维.（6）这种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十分讲究面子的“耻辱文化”,认为武士的面子比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都重要,为了面子可以决斗、拼命,还可以掩盖事实,否认真相.所以,侵略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的残忍凶悍是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其他军队难以相类的；战后因为“投降”的“屈辱”难以接受而致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其他右翼势力不惜掩盖、否认侵略事实——不论是否真正掩盖得了!现在武士道虽然已经不被日本公开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来倡导,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对国民的影响往往总是超越时代和经济基础而延续很久.现在的右翼日本政要的行为不就是典型的封建武士道精神的反映么!
“种族优越论”在日本国内重新抬头,也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罪责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种族优越论.《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里就包含了日本民族是高贵种族的思想.明治维新使得日本逐渐强大,在西方列强面前能够挺起腰来,被压抑的种族主义又抬起头来,并在发动侵华战争中达到顶峰.战后,日本先是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下,继而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经济曾经十分萧条,种族优越论暂时难以抬头.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种族主义的重新抬头.据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986年公布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在东京的一个中产阶级居住区和一个工人居住区的调查中,80%的居民依然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之一”.（7）日本的种族主义的特点是,在亚洲人中,它是优越种族,在欧美人中,它又甘于俯首.这种思想其实从近代就开始了.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成为日本国民的基本精神追求之一,他已经成为日本的精神导师,1984年11月发行的一万日圆纸币上就有其头像.而在另一部分日本的狂妄之徒心目中,拥有财富的日本人就是优越种族.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使得部分日本种族主义者的心理极度膨胀,面对中国等亚洲的侵略战争受害国人民,他们的种族狂妄论使之更加不愿承认过去的罪行.
日本右翼势力不愿承认侵华战争罪责的原因还有一层,就是日本要谋求和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地位,认为如果承认了过去的战争罪责,就无法在亚洲乃至世界抬起头来.这种意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表现得犹为明显,尽管这种极其狭隘的意识只能使日本更加难以得到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但日本右翼政要仍然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综合以上分析,日本的文化传统是导致其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战争罪责的更加深层的原因.而文化上的因素具有超越时代和个人的影响力,在它的浸润下的日本国民其实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基础.无论是什么背景的领导人当政,都难以突破其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这也是日本从1958年以来就开始发生否认战争罪行和修改历史教科书并延续至今,而且今后还很难以确认不会发生、甚至可能更加“出格”的事件的根本原因.这里,我们没有专门列出经济上的原因,并不说明经济的因素不重要,只是经济上的因素要通过政治和文化来表现而已.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的启示就是在不放弃对日的政治压力的同时,不要太指望日本右翼势力的真正反省,而是要抓紧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强大,使我国的国民对此有更加清醒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