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儒学传统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有两个： 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进入21世纪,可以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