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的下落?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不果.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云.”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呜呼,诚哉!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