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 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着方面,穿宽大的衣服,穿木屐,这个习惯未必与服用五石散有关.先秦时期时期儒生就爱穿宽大的衣服,汉朝时穿木屐就是一种风尚了.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还有个不太常说的,其实魏晋南北朝男风盛行.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既是社会上男子讲究仪容装饰的审美因素的结果,也是当时战乱四起、礼教松弛、社会在婚爱方面的引导和教化逐渐减弱的社会因素的结果.它既引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同xing恋文学的繁荣,也颠覆了男女婚配生活这种传统婚姻形式,对传统礼教产生了破坏.
魏晋南北朝还是赌博盛行的时代.赌博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纷纷沉迷其中.这一时期的赌博,与前代或后世相比,更加普遍化、公开化、社会化,呈畸形繁荣之态.当时凡带有竞技色彩、能决出胜负的游戏都可作为决赌之具,但更为经常和主要的赌博活动,则是樗蒲、围棋、弹棋、握搠（双陆）、斗鸡等戏.
魏晋南北朝文人之间经常进行辩论.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对这些现象统 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喜欢隐居，不喜欢做官，喜欢饮酒赋诗，喜欢梅菊兰竹，喜欢游览名山大川，还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聚会。

服食五石散，饮酒，穿比较宽松的衣服

非主流，，，那时候的文人们，一句话，，就是一群非主流（对于当时来说...）

如果说风度是个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状态通过言谈举止来反映，那么每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气质就迥异不同。这里的风度应该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的有着文化内涵的词语，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符号。换句话说行为方式只是文化精神的自然反映，不是忸怩作态，矫揉造作。魏晋时代，“雅好慷慨”是建安文士的共同嗜好，呼唤与崇拜英雄是其时代特征。一时间，人的形容外貌、言谈举止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比如胡须、小白脸、衣饰、香囊等其他...

全部展开

如果说风度是个人的文化气质和精神状态通过言谈举止来反映，那么每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气质就迥异不同。这里的风度应该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貌的有着文化内涵的词语，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符号。换句话说行为方式只是文化精神的自然反映，不是忸怩作态，矫揉造作。魏晋时代，“雅好慷慨”是建安文士的共同嗜好，呼唤与崇拜英雄是其时代特征。一时间，人的形容外貌、言谈举止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比如胡须、小白脸、衣饰、香囊等其他的替代物作为象征物。 这些替代物其实就是文化符号，对应的行为举止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上看，曹操把“譬如朝露”来隐示珍惜文士生命，曹植以“尘埃”来隐喻男女关系。阮籍、刘伶以铸“大人先生”来象征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最为奇特的就是魏晋风流人物以“扪虱而谈”，作为很高雅的举动而丝毫无所顾忌。多虱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多数喜穿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然而所尚的“清谈”，到底是误国还是兴邦多要打上问号。据我所知的，纵论天下有益民生的历史上有“扪虱而谈”而神态自若者，史书可查的只有两个人物，一是王猛着麻布短衣前往大营求见桓温；一是住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斯诺的彻夜长谈了。这些有如历史长空中的耀眼烟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时代，所谓“魏晋风度”，基本上是门阀士族知识分子所崇尚、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唱的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行的是吃药、喝酒、清谈等精神深度的怪异，“尚通脱”正是对“尚竣”的一种嘲讽。曹操主张“尚通脱”，求贤若渴，对于不忠不孝的人才都能豁达；司马氏靠纂夺取天下，提倡以孝道为伦理的伪道德，而这个与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竹林七贤”中，表演最有深度的当数嵇康和阮籍。表演恐有些不准确，因为这只是当今演员吃饭的技能，但他们在演自己真实的人生和现实生活。“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竣”，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旧的宗法秩序业已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人们的精神状态为之一新，于是各种各样惊世骇俗的“表演”就得以上场。 嵇康为人为文可以称之为“婞直、竣切。”婞直，为人性格直拗，不为人所动。他交友的原则是“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以是曲高和寡，难得知己，平生孤独傲行，只与阮籍、山涛为善。他自述自己是心胸狭窄的狂士，一生爱读老庄，性情散漫，不合礼法。他的名士风度就是喜欢睡懒觉、喜欢野外抚琴、身上多虱子不喜欢穿官服、不喜欢写文书、不喜欢守礼、被俗事缠身，平生讨厌为官，说自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由于不堪俗务，毅然和举荐自己的山涛绝交。这个“非汤武薄周孔”，刚肠疾恶，遇事而发，脾气很坏的狂士，以他的傲世独立的人格、超脱俊逸的情趣，深刻影响了一代士风。他这种婞直的性格、毫不掩饰的立场以及择友的态度，是他最终被杀的原因。嵇康是不合作的，但又是进退维谷、腹背受敌。“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一曲《广陵散》的伴奏下，让司马氏砍去了大好头颅，至此广陵散曲成绝响。 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最低的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王戎所言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 至于他的送嫂归宁，醉卧邻家美妇其侧以及为不认识的未嫁而死的女子哭丧，都是反映了他的豪放不羁的“外坦荡而内淳至”的内心，阮籍对待女性，是充满人性的，他懂得欣赏、发现女子的聪慧美丽。这点与嵇康又有大不相同之处。对待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品评，似乎阮籍比嵇康更为高明。与嵇康口无遮掩相比，阮籍严格遵循“口不臧否人物”原则。遇到政治敏感话题，他故意扯开或使其变调，可谓至慎；对待政治人物，他采取距离原则或虚以委蛇加以应付。和政治人物见面，“终日不开一言”；司马氏想与其联姻，他醉两个月不醒而避之不见，司马氏只能“不得言而止”。他的消极参政的态度，通过醉酒来表演，因醉酒而不获罪，无论佯狂还是佯醉，是其全身避害的手段。 向秀早年同吕安追随嵇康，三人友谊最深，曾经同居洛邑、山阳。嵇康被杀，向秀被征入洛，途径山阳，寒冰凄凉，听邻人吹起凄恻的笛声，不由得感慨万端，于是作《思旧赋》，追悼亡友。向秀是被迫出仕的，他经不起司马氏的高压。尽管司马昭当众羞辱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但他以隐士不足慕赢得“一座皆悦”。向秀是清醒的，谮越礼法，洁身自好，还要珍惜生命。从《广陵散》绝唱、山阳闻笛，不只是士人的悲歌，而是唤醒对生命意识的尊重。 其余竹林人物，如王戎，山涛，似乎在司马氏的朝中官运亨通，但也是保全性命被迫接受罢了。他们想精神超俗却不可，想必那种“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的生活是他们所追求的。嵇康死后，王戎路过黄公酒垆，见从前交游之地，不尽睹物思人，慨叹山河，可见内心的不好受。嵇康受刑，将自己的子女托付于山涛，却没托付给其兄嵇喜，也足见二人的友谊。 在这之后，陆机的引颈就戮，是另一曲“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浩叹，华亭犹在，风啸鹤唳，不禁让人联想到李斯的上蔡东门之黄犬。与陆机同时入洛为官的张翰，羡慕阮籍的纵情任性，豪放不羁，面对时事险恶，脑子格外清醒，决然不以官爵换取自己人生的快适。“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因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顿悟“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于是驾车而归。 至于晋末的陶渊明，与嵇康的进退维谷相比他就从容得多了。他一生追求自然的境界，不能有违背自己天然的行为，象一位“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任何人试图强迫她倚门卖笑，那是决然不可的。他不懂音律，却爱抚琴，每至酒酣耳热，就抚玩起来，“但识琴中曲，何老弦上音”至真至性之情之人，琴对他而言只是形式而已。无论谁去拜访他，他都会拿出最好的酒来招待，每逢自己先醉，他会说“我欲醉眠，卿可去。”几乎孩子似的童心，是其真率的个性。他不是逃避生活的人，而是要脱离官场的羁绊。 我们还可以历数后来者，唐朝的五大贬谪诗人韩刘柳白元，宋苏轼 ，明李贽，袁宏道，清李渔，袁枚等，无不烙有魏晋遗风。这里不便一一展开。 从根本上说，魏晋风度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基础，那就是追求个人自由、高扬精神自由意志。

收起

隐居，服食五石散，饮酒，穿宽松的衣服，沉迷声色，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

喜欢归隐，一方面战乱不已，统治者奢靡成风。

服食五石散，生活放浪，好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