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清朝历史的看法(整个朝代) 文化,经济,边疆统一巩固方面.任选一方面或几方面谈谈你的看法

谈谈你对清朝历史的看法(整个朝代) 文化,经济,边疆统一巩固方面.任选一方面或几方面谈谈你的看法
谈谈你对清朝历史的看法
(整个朝代) 文化,经济,边疆统一巩固方面.任选一方面或几方面谈谈你的看法

谈谈你对清朝历史的看法(整个朝代) 文化,经济,边疆统一巩固方面.任选一方面或几方面谈谈你的看法
腐朽的文化

1792年，英国马夏尔尼使团以祝寿为由来到“大清国”，提出通商、传教等请求，被“乾隆帝”拒绝。马夏尔尼回国后对英王谈他对“大清国”的看法：这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依靠臣子对君王的忠心勉强支撑着。（大意）

毛佩琦blog---3月1日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记者：您觉得明史热成为一种热潮正常吗？
毛佩琦：最近出现一个所谓的“明史热”，我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对明史的了解。相对于清史而言，普通民众对明史的认识还很模糊，一些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其实，明史热也是对前几年清史热的某种间接反射。由于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人们期望从清朝给近代中国造成的伤害去反思和关注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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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blog---3月1日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记者：您觉得明史热成为一种热潮正常吗？
毛佩琦：最近出现一个所谓的“明史热”，我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对明史的了解。相对于清史而言，普通民众对明史的认识还很模糊，一些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其实，明史热也是对前几年清史热的某种间接反射。由于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人们期望从清朝给近代中国造成的伤害去反思和关注这段历史，因此大量反映清代历史的文艺、影视作品蜂拥而至，其中也不乏夹杂着一些戏说、娱乐的成分，由此带动了民间的一个清史热。人们会逐渐发现对于清史的更深把握需要从明史中汲取原因，历史学界常说明清历史不分家，恰恰就因为清史的“热”而反射与其关联最密切的朝代——明史的“冷”，这也就注定了必然迟早要催生出一个明史“热”。
人们对清史的解读到最后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从明史中寻找解答，对于清史认识的一些偏颇，也决定了“明史热”的出现成为必然。比如不少观点说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鼎盛时代，可谓什么康乾之后中国急转直下就远远落后于世界、任人宰割了呢？和明朝作一个纵向对比就知道了，其实康乾盛世仅仅达到的是明末的水平。对比明朝，这个所谓的康乾盛世是靠什么换来的呢？靠的是落后的生产形态和意识形态。历史其实是出现了暂时的倒退，比如同是圈地运动，欧洲是为了工业革命，但清初的圈地运动却倒退到农奴制，将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完全革除掉了。所以，这种破坏在经过一百年之后才得以恢复，正是在所谓在康乾盛世的同时，西方在大踏步发展，由于清朝的封闭和僵化，中国被抛在后面。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落后、挨打，任人宰割。中国近代的命运随即急转直下。
应当说，明朝也是距离我们很近的一个王朝，它留下很多东西我们今天依然触摸的到。比如雄伟依旧的长城、故宫，比如为今人称颂的郑和下西洋，人们在谈论历史时，总是把明清相联系，比如说明清书画、明清家具、明清民居，还有眼下炙手可热的明清艺术品收藏，但大家对清朝都多少有所了解，对明朝却所知甚少，这些必然会催生民众关注明史的一个热潮。
记者：明朝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毛佩琦：也许一提到明朝，一般人就会想到魏忠贤、宦官，想到朱元璋很残暴，嘉靖、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跟蒙古打仗时皇帝都被抓走了等等。这其实是一叶障目，是对历史的误读，并没有看到完整的明朝。我经常讲到一例，今天人们在南京明孝陵可以看到一个大石碑，写有“治隆唐宋”四个字。这是清代康熙皇帝亲笔书写，意思是赞扬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比唐朝、宋朝还好。康熙皇帝6次南巡，每到南京都要祭扫明孝陵，并且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表示对朱元璋的尊重。所以，说明朝的繁荣强盛，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康熙说的，还有，说明朝的疆域和影响，有一个词组是“远迈汉唐”，这也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清朝史官编写的《明史》中《成祖本纪》上写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清朝人却往往故意贬损明朝，而他们最不愿意承认的，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明朝对地方官。
如果说，朱元璋不懂治国，明朝是衰弱腐败的。那么为什么明王朝能延续277年？而之后清朝的又延续明制，用明朝的制度，又统治了260多年。单从这一点上看，明朝的制度就有许多可称道之处。
明朝是怎样的朝代？首先，明朝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又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对时代。有一句话，我重复了多次，就是明朝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中国2000年的君主宗法制度在这时迎来成熟后的蜕变。明朝中后期，朝廷衰败了，政权衰败了，但是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新的思想出线了，旧思想观念解体、旧有的君臣关系坏了，君权被削弱和重组，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向近代转化的前兆。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封建制度不那么约束了，老百姓自由了，新东西多了，因此明朝出现《本草纲目》、《乐律全书》、《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上的巅峰作品。明朝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李时珍，徐光启，王阳明、黄宗羲、汤显祖、唐伯虎，等等。可以说明朝是继宋朝之后，文化最发达的时代。相比之下，清朝却是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清朝的强，是政权的强，是控制、压迫得有力，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控制最严厉、最为封闭的时期，文化专制最野蛮的时期。文字狱和高压控制，使得任何新思想新文化都被扼杀。清朝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其实是将全国的书禁毁、烧毁了一半，而另一半收入了《四库全书》，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也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加以删改。烧掉的和收入的书籍大概各占一半，这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大浩劫吗？
总的来说，明朝是中国历史急剧转型的时代，由此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由封建专制向近代启蒙转型，由封建生产关系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型。而我认为，清朝的入关大大推迟了这一进程，造成了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同时的欧洲发达国家。

记者：为什么一直以来，明史给人的印象是黑暗、压抑、专制、落后衰败的感觉呢？
毛佩琦：我想，这可能与几本书有关。一是上世纪40年代，吴晗写的《朱元璋传》，当时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政权的黑暗统治，更多地强调了朱元璋专制、集权、残暴的一面。还有一本是丁易写的《明代特务政治》，把明朝描述成特务专制的国家，这也是为了影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统治的。这两本书都有它们的历史背景，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民间对明史的误读。而至于学界的一些误读，可能来自清代赵翼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等等。

记者：您觉得明史什么方面被误读的最厉害，最需要纠正的是什么？
毛佩琦：我认为最大的误读是对明朝疆域的误读。清代，一些学者为了掩盖自己曾是明朝地方官的历史，将满族、蒙古连同女真一起写到明史外国传里，以求形成对明朝的平起平坐的心理。其实明朝时，中国北部无边境。有一句话说，当时俄国人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为何物。明朝初年在北方，通过征讨和怀柔，其统治远远达于大漠以北以及广大的西北和东北地区蒙古、女真族的居住地区。
有一个被被渲染得很了不起的，是说清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一个典型事例是蒙古土尔扈特部拜见乾隆皇帝。但我要问，大家知道土尔扈特部渥巴锡在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送上的第一件礼物是什么吗，那是“伊祖受之前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清朝从不说明朝政府与蒙古的隶属关系，那么这颗明朝颁发的汉文印信是怎么回事？它说明在明朝的时候，蒙古土尔扈特部已经接受了明朝的封号。正因此，土尔扈特部才自认为是中国人，才对祖国有向心力，在明朝时他们可以得到保护，或说他们不会受到俄罗斯的威胁，明朝的势力在整个蒙古地区是可以覆盖的，他们不受欺负。而到了清朝他们受到俄罗斯侵略，清朝政府不能保护他们了，所以才要南归。清朝接待了土尔扈特部，而它所继承的正是明朝栽培的果实。
其次，对明朝较大的误读在于对明朝文官制度的曲解。明朝处于中国古代君主宗法制社会的巅峰，其制度严密、完整，几近于完美。皇帝、内廷、外廷，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一方面，明朝发展了较为完备的内阁制度，皇权看似至高无上，但却受到了外廷内阁文臣系统的约束，不能为所欲为。到了清朝却在内阁之上加了一个军机处，形成皇帝控制一切的高度的专制集权；与此同时，明朝士大夫文人对于国家的态度、对于皇帝的态度与清朝也是截然不同的，清朝只能出现纪晓岚这样插科打诨般的弄臣，动辄自称奴才，一味高呼吾皇万岁。而明朝却有一批象海瑞这样直言纳谏的官员。像东林党人对皇帝的拼死直谏，在清朝时看不到的。此外，提到东厂锦衣卫，我们也不能用魏忠贤干政的7年时间掩盖明朝的277年历史。并不是皇帝不上朝就等同于政府不运转了，也不等于政治都败坏了。明朝的政权机制还在运行，制度还是在维持，而且明朝的内阁对皇帝一直有着很大的监督约束作用。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您对明史的研究一直是为明史“翻案”。
毛佩琦：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其实，我现在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一直就是史学界所广泛赞同的，史学界对明朝的总体理解和认识都分歧不大。我只是借助一个《百家将谈》这个很好的平台，将明史学界的观点告诉了大家。至于所谓“翻案”首先要有“案”才行，明史并没有所谓的“案”，谁定的案？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历史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只是把一些模糊的、被歪曲的、不为人知的明史较为真实、客观地告诉大家而已。我做的并不是翻案文章，不同的历史学家依据史实判断也可能对历史得出不同说法，都不能算作“定案”。对同一段历史不同时期的看法也会发展变化，这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样的。
记者：作为研究明史的专业人士，有人认为您的著作是“正说”，而对于时下各种各样关于明史通俗文学、影视作品的蜂拥而至，您有怎样的评判？
毛佩琦：我觉得无论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十年砍柴的《明朝政局的三角恋》，还是《大明王朝》这样的电视剧，都基本上尊重了史实，都是在认真理解、把握历史。当然也有例外，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它宣传迷信史观，比如，把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朝开国时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说成是受了一个神秘和商的点化，这堪称恶搞，让人倒退到先验论、神秘论。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严肃，比如，将明初的政治斗争都简单归结到床上，花大篇幅拍朱元璋和手下将领抢女人，既不符合事实，又低俗极。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小看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和认识能力。这部片子被大众冷落是必然的。[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我一直认为，对于历史绝不能戏说，但历史著作也不等于书斋里的古文，学者应该善于用鲜活的文字将接近历史的真相传达给读者。所以我认为无论是通俗笔法还是专业笔法，只要没有故意曲解，从正确的史实、理论根据出发作出一些判断，都是可取的。我也一直反对将我的作品归为“正说”，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东西都应该符合历史事实，根本不能胡说，加上“正说”的标签，只是书商们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

记者：对比70、80年代的诗歌热，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请来读史？这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回归和复兴吗？或者说，这股历史风潮暗示着中国人目前处于怎样的思想情绪状态呢？
毛佩琦：我觉得，诗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只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历史学科则不同。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回顾历史、研究历史关系到整个国民的感情，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思考，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考。对历史的关注，它他的影响将会更深更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某种迷茫或者困惑，需要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寻找答案，眼下中国兴起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正是中国人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批判以后，有必要看看哪些批判得对，哪些批判是矫枉过正。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热，是自觉的，也是理性的。

记者：您觉得明史热是否不可避免会遭遇同清宫戏一样盛极而衰的命运？是否存在同质化、过度开发等问题？明史热之后又该轮到哪个朝代独领风骚呢？
毛佩琦：我反对对明史恶搞、戏说。反对把对历史的理性理解扭曲到邪路上去。对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对专制皇权，对落后迷信的批评不能轻易丢掉。回顾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发展，不是倒退。
但是，明史热不可能永远热下去，人们对这个朝代的历史较为清晰地了解之后，兴趣转移也是正常的。至于以后大家会瞄上那段历史，我也说不准。大众对历史的了解有很多缺项，比如宋史、元史，似乎都很少了解。
传统历史文化应该是全民族的一门基本课。不要把它当成赶时髦，不要把它等同于娱乐。否则，谈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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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
努尔哈赤起兵时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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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
努尔哈赤起兵时实行的是军民合一的八旗制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制度设立六部，试图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试图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皇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清朝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军事体制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八旗和绿营渐染城市习气，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军时屡败，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光绪中叶后，因甲午战争惨败，防、练军均又改为次要的巡防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
[编辑本段]疆域与区划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等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千米。除此之外，周边国家如朝鲜、安南（越南）、南掌（老挝）、缅甸、琉球、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兰芳共和国等则为清朝的藩属国。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制，但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很多改革，如东北三省、少数民族地区、西藏、新疆等地区行政区划和内地不同。不过进入19世纪尤其是近代时期，由于清朝的衰落和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先后失去了以下领土：
香港（1842年至1898年间分批割让或租借予英国，直到1997年移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兴安岭（包括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千米，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萨哈林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分别于1858年和1860年被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
新疆极西帕米尔高原（巴尔喀什湖之东南、伊犁以西、以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等地区约45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于1864年被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
台湾和澎湖列岛（1895年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后，台湾和澎湖交由中国统治至今）。
内地行政区划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 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天聪八年设盛京，顺治元年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总督为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台湾为后设。 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
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各省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为从二品，每省一人，但江苏设二人。布政使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发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金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又准其密折封奏，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好。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在府之外，同时还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
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边疆少数民族行政区划
清代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专门的辖区，采取和内地不同的行政管理办法。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基本行政单位。在维族地区，设总理回务札萨克郡王一人，治理该部政务，又设协理图撒拉克齐二人以佐之。在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但他们“并受成于驻藏大臣”。清朝迁都北京后，在旧都盛京设内大臣一人，副都统二人。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区，清初仍沿袭明代土司制度，有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诸司，亦有土府、土州、土县的设置。雍正后，清政府陆续将土官改设流官，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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