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阿萨德 阿萨德

谁知道阿萨德 阿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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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阿萨德 阿萨德
哈菲兹·阿萨德
　　简介
　　哈菲兹·阿萨德（Assad,Hafiz al-；1930年～ 2000）,叙利亚前总统
　　阿萨德
　　,1930年10月6日出生于拉塔基亚
　　省卡达哈镇.阿拉维派穆斯林.中学时加入社会主义复兴党.毕业于霍姆斯军事学院.复兴党“1963年3月6日政变”的领导成员推他为叙利亚空军司令.1967年阿以6天战争期间,身任国防部长的阿萨德承担了叙方失败的全部责任.1970年11月13日和平政变推翻了对立的复兴党小集团,阿萨德成为总统.并在30年内,以民选方式连任四届,为20世纪后期,中东地区在位最久之国家元首.[1]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期,阿萨德驾驶飞机击落了英国皇家空军第58中队的“堪培拉”PR.7侦察机.[2]
　　1973年阿以战争的结果使他成功地通过外交从以色列手中收回戈兰高地的库内梯腊.埃以达成关于以色列从西奈半岛部分撒军的协议后,他声称以色列必须同时与巴勒斯坦谈判,否则拒绝作进一步对话.为结束黎巴嫩内战,1976年阿萨德出兵约2万,它是“阿拉伯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批评埃及总统萨达特1977年耶路撒冷之行是“危及阿拉伯事业”.1978和1979年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拉克结为联盟,反对戴维营协议.坚决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从1967年战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自决的权利,主张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巴以关系缓和,叙利亚多次同美国会谈,并开始同以色列对话.[1]
　　个人资料
　　复兴党“1963年3月6日政变”的领导成员推他为叙利亚空军司令. 1967年阿以6天战争期间,身任国防部长的阿萨德承担了叙方失败的全部责任.
　　1970年11月13日和平政变推翻了对立的复兴党小集团,阿萨德成为总统.
　　1973年阿以战争的结果使他成功地通过外交从以色列手中收回戈兰高地的
　　阿萨德
　　库内梯腊.埃以达成关于以色列从西奈半岛部分撒军的协议后,他声称以色列必须同时与巴勒斯坦谈判,否则拒绝作进一步对话.为结束黎巴嫩内战,1976年阿萨德出兵约2万,它是“阿拉伯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批评埃及总统萨达特1977年耶路撒冷之行是“危及阿拉伯事业”.1978和1979年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拉克结为联盟,反对戴维营协议.坚决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自决的权利,主张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90年代以后,随着巴以关系缓和,叙利亚多次同美国会谈,并开始同以色列对话.
　　政治体制分析
　　1996年6月8日阿萨德（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左）和沙特王储兼第一副首相阿卜杜拉（右）
　　1970年11月,以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务实派因不满激进派过度的左倾政策而发动政变,推翻了贾迪德政权.
　　1971年3月,阿萨德就任叙利亚总统.大权在握的阿萨德依靠军队和复兴党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直到2000年6月阿萨德病逝,叙利亚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随之结束.在长达30年的统治期间,阿萨德确立了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一党制总统权威体制,并将叙利亚缔造成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地区强国.
　　其间虽有过挫折和动荡,但阿萨德建立起的政治体制依然巩固,社会也相当稳定.可以说阿萨德政权是叙利亚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特例,客观地研究这种政治体制及其长治久安的原因,对理解叙利亚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力结构
　　阿萨德政治体制权力结构 比较准确地讲,阿萨德政治体制是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
　　阿萨德
　　一党制总统权威体制.其中,总统作为体制的核心,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和部分党政军要员形成一个亲信集团,凌驾于军队、复兴党和行政机关之上,并利用它们进行统治.这种体制的形成,既是叙利亚现代化进程要求建立强大国家和政府、摆脱涣散虚弱的客观需要,也是阿萨德作为忠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权力欲的现实义政治家为实现其政治理念而做出主观努力的结果.(一)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
　　1973年3月,叙利亚颁布了所谓“永久”宪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叙利亚名义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人民议会行使立法权,它有权提名总统人选、批准法律、审批总预算和发展计划、批准有关国家安全的条约和协定等.总统代表人民行使最高行政权,他会同内阁制定国家总政策,有权任命或解职副总统和内阁成员,根据现行立法颁布法令；有权宣布战争及媾和,任命驻外使节；对议会通过的法令有一次否决权,在适当时候解散议会,在议会闭会期间或国家安全紧急时刻或两届议会交替时期行使立法权；还是军队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内阁是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对总统负责,协助总统制定总政策,并负责执行指导、协调和检查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颁布行政决定并监督执行.在司法方面,叙利亚“永久”宪法规定司法权独立,总统在最高司法会议的协助下保证司法独立权.除三权分立原则外,该宪法还体现了所谓权力制衡原则,如议会以2／3多数通过,则可对总统的叛国行为进行指控；总统可解散议会,但不能以同样理由第二次解散；最高宪法法院有权检查各项法律是否违宪,但议会和总统有修宪倡议权,2／3的议员赞同并经总统核实即可修宪.
　　叙利亚“永久”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是典型的一党制总统共和制.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包括最高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但整体上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仍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渗透和制约.然而,与叙利亚的现实政治稍加对比就可看出,叙利亚“永久”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只具有形式上的特征,要研究其内在本质,尚需深入到实际的权力结构中去.
　　(二)总统集团的实权
　　从权力结构看,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阿萨德体制的重要特点.
　　除了宪法赋予总统的广泛职权外,阿萨德还兼任复兴党的民族领导权机构和叙利亚地区领导机构的总书记,并担任政治协商组织——祖国进步阵线的主席.在复兴党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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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议会充其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决机构,其成员的产生及活动实际上受复兴党和国家机器的严格控制与操纵,因此立法权和决策权实质上都由总统及其幕僚行使.所谓司法独立也同样是一纸空文.通过部分宪法条文的保障以及现实的政治运作,阿萨德个人实际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超越三者之上,稳固地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阿萨德与其周围的亲信共同形成一个真正的权力中心,行使最高权力.总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如宗派、家族、利益裙带关系等,他利用这些关系进行权力上的分配和调控.在总统集团内部,最核心的部分由阿拉维派军人骨干组成,他们与阿萨德同属一个教派,来自同一地区,彼此甚至是战友、同乡或亲属,因而深得阿萨德信任,掌握各级重要的军事战略部门、暴力机关和情报组织.
　　集团的另一部分,主要是同总统有依附和利益关系的逊尼派党政军要员,他们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行政运作上支持阿萨德.由于总统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只对阿萨德个人负责和效忠,并根据其号令来行使实际权力,所以各部门本应具有的权力反而缺乏自主性.从权力集中程度、权力运作中的依附关系以及个人忠诚等特点来考察,可以认为,阿萨德政权具有浓厚的家长专制色彩.
　　三大支柱
　　在总统集团的最高权力下,叙利亚国家权力的基础实际上由3种力量构成,即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机构和行政官僚机构.这3个机构分别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相互协调,彼此联系,共同成为政治精英们制定大政方针、调解内部冲突、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最主要工具. 1．军事安全机构 作为阿萨德政权最主要且最忠诚的捍卫者,军事安全机构主要由军队、情报部门、警察宪兵系统等构成,规模庞大且自成体系.至20世纪如年代,叙利亚全国武装力量总人数达43万,加上警察和情报系统约10万人,以及附属的文职人员,整个安全体系雇佣了近一半的国家公务人员,占总劳动力的15％左右.
　　本系统内按权力大小,分为3个有部分重叠的层次：其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是阿拉维派高级军官集团,他们控制着最重要的军事、情报部门,并直接听命于阿萨德本人；第二个层次是复兴党的军事机构,其成员多由党内非阿拉维派高级军官组成,也是总统权力圈中的重要成员；第三个层次是由更为职业化的广大军官构成的集团,其成员一般不介入政治领域,通过军事预算和资源的广泛配置权而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
　　在阿萨德的统治下,军队虽然表面上被复兴党化,但就实际的政治能量而言,其地位要在党组织之上.然而.军人权力的显著提升,并不说明阿萨德政权就转变成军人政权或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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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实际上,由于阿萨德拥有超越于党政军之上的绝对权力,能在几者之间进行权力调控和分配,在阿萨德的统治下,复兴党上台前的那种军人频繁干政的现象反而受到很大遏制.此外,阿萨德政权毕竟以复兴党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党的组织机构仍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军队的权势构成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作为最重要的权力支柱,军事安全机构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正反面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使叙利亚成为一个复兴党统治下的地区强国.众所周知,叙利亚曾是一个涣散弱小、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国家,但在阿萨德掌权后,他的统治日益巩固,保障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增强了国力,使叙利亚能够与以色列抗衡,并在阿拉伯国家中保持独立自主.
　　二是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基础和重要手段.军事安全机构的优厚待遇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众多青年,这不仅有利于统治集团遴选人才,也便于国家控制社会.三是从消极方面说,使军人政治的潜在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尽管阿萨德政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人政权,但军人参政、军队权力过大的现实,绝不可能从制度上根除军人暴政和政治动荡的危险.军队集团的腐败和特权化,也极易使他们蜕变成反对进一步社会变革的保守势力.此外,过于庞大的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复兴党组织机构 叙利亚宪法明确宣布：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因此,党的纲领就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阿萨德体制下,党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精英选拔和权力调控.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复兴党在权力运作程序中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精英选拔和人
　　才招募就是通过复兴党进行的.在上层统治集团内,许多军政要员往往兼任党的高级职务.在权力场上,政治斗争往往以党的名义进行,其结果需得到党的认可,许多重大决策也以党的名义颁布实施. (2) 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阿萨德上台后,复兴党得到迅速发展,其成员总数1974年为16．3万,人,1984年为53．7万人,1992年则达100万人,其中1／4为正式党员；党员来自各个阶层,文职党员中近一半是大学生和高中生,14％是工人和农民,9％是职员,7．5％是教师,
　　阿萨德
　　军人党员约占10％.②如此广大的党员群体和社会群众基础,为复兴党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有利条件.(3) 政治和社会控制,协助政策实施.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复兴党在各级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中普遍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机构,通过人事任命和政治指导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社会职能部门,从而加强了政权的政治和社会控制能力.与此同时,复兴党监督行政机关的运作,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协调两者关系,并通过对群众进行广泛的解释、宣传、指导、劝说,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党组织过度膨胀、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的现象,加剧了党政部门间的矛盾,降低了办事效率.
　　3．行政官僚机构 在阿萨德体制中,行政官僚机构的实权相对较小,但其作用和地位也不容忽视.除行使具体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外,官僚机构在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国有体系的迅速发展,行政部门雇佣的公职人员不断增加,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增至70多万人,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20％,其中60％可称之为官僚阶层.这实际上起到了国家吸纳和控制中产阶级、维护政权统治的作用.加上围绕这个阶层形成的血缘、地域、职业等裙带关系网络,其社会整合和控制范围也得到进一步扩大.正是通过行政机构及其关系网,国家的统治才得以延伸至社会基层.但是,行政权构过于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低下,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并极易滋生腐败.这种状况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容易对社会的深化变革形成阻碍.
　　体制管理
　　阿萨德政治体制的突出特征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参与的角度看,阿萨德体制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国家力量空前强大,对社会的控制力空前提高,国家能使民众服从它的要求,参与它的体制,并认同体制的合法性.国家主要通过对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强有力控制来达到这一目的. 根据宪法,叙利亚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通过民族进步阵线、议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来实现参政权利.然而,这些组织和机构在强大的国家权力的渗透下,事实上已变成国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
　　民族进步阵线于1972年成立,由包括复兴党在内的诸多“爱国和进步”的政治团体组成.实际上,阵线内其他政党从一开始就接受复兴党的领导.作为回报,复兴党给予它们一些次要的政府职位和一定限度内的政治自由.靠这种手段,阿萨德政权笼络、控制并削弱了其他政党,孤立了复兴党的潜在对手,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
　　叙利亚议会,或称“人民议会”,实际上是阿萨德政权的政治咨询机构,而非立法和决策机构.尽管如此,议会仍在发挥难以替代的社会政治功能：它是政权合法的一种标志,是当权者所宣扬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形式上的象征和标识,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功能.同时,它还起到了有限的利益表达功能,便于政权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增强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
　　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数量众多,最重要的包括各级工人、农会、妇联、革命青年联盟、复兴党少年先锋队、学生联合会以及各种职业联合会,它们实际上代表了形形色色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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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拥有重要政治潜力的集团,对它们利益的协调处理更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在阿萨德政权统治下,这些织织和团体发挥3种作用,即利益表达、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是通过国家组织建立或渗透控制各种社会团体,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利益调配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些组织和团体以一种“社团主义”④的方式管理起来,它们在国家机关、议会等部门各自负责或代表特定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因此,它们就成为半官方或半政府的机构,一方面以排他的方式代表本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利益,并向政权决策层转达它们的意图和要求；
　　另一方面在政权的授意下履行特定的政治功能,即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功能.这两种政治功能的实现更充分说明了政权的性质和国家力量的强大.在阿萨德体制下,社会团体和组织虽能部分地代表和传达其成员的利益及要求,但它们实际上是国家机器的延伸与扩大.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政策实施和重大政治活动时,政权既能以此方式进行政治动员以获得民众支持；在遭遇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暴时,政权又能以此加强控制,甚至组织和武装那些亲政权的团体,镇压政治反对派.
　　可以看出,在阿萨德政权统治下,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正是在此基础上,阿萨德将叙利亚改造成为一个在动荡的中东能雄据一方的地区强国.
　　稳定原因
　　阿萨德政治体制长期稳定的原因 阿萨德政权之所以能长治久安,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权力结构的特点.在阿萨德政治体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总统及其核心集团手中,阿萨德靠军队、复兴党以及官僚机构牢牢地掌握政权,并通过对社会团体的控制和渗透将政权的统治延伸到社会基层.
　　正是通过这种集权主义、个人专制主义、一党制及国家主义的方法和手段,阿萨德政权才变得空前稳固强大.因此,尽管叙利亚有众多的政治反对派,且有时会造成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如1982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哈马地区的暴动,但它们在阿萨德政权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动员控制能力面前都遭到失败.
　　当然,不可否认,政权的稳固还与阿萨德杰出的才干、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权术谋略、坚强的品质及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等个人因素密切相关.但所有这些因素也只有同他建立的权力结构结合起来考虑,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作为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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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性,同时不可避免地受社会现实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与影响,只有适当调整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才能相应地保持稳定.事实证明,阿萨德政权得以长期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1970年阿萨德上台伊始,其政权便开始了被叙利亚人称为“经济开放”的经济改革与调整.这种开放仍以国有制为主导,但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政府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获取海湾产油国的贷款和赠款,确立了工业优先发展计划,投资比例高达40％～52％.
　　⑤同时,政府放松了对私营部门的限制,鼓励本国商人和其他国家阿拉伯人以及叙利亚侨民进行生产性和非剥削性的投资,并制定了相关法令.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有利环境下,经过政府的努力,叙利亚经济一度呈现繁荣,国内生产总值翻了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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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发展战略不尽合理,宏观经济结构失调,时值油价下跌,外汇短缺,叙利亚经济发展开始放慢,甚至出现严重倒退.1981～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0%.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与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外汇、外贸管理体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拓宽投资渠道,转变经济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叙利亚经济好转,到1994～1995年度,增长率甚至达12.8%,1995～1996年度达7.3%. 但是,这场改革仍不彻底,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市场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增长波动较大.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担心市场经济过分冲击国有企业,使其失去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控制,在中东地区严峻的形势下,可能出现政权不稳甚至遭倾覆的危险.
　　国有企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上层决策者的观念,而这也正说明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阿萨德政权的稳固恰恰得益于这种有限的改革.然而过分强调稳定,在改革发展上裹足不前或过于迟缓,也不可能保持长治久安.因此,处理好改革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仍是阿萨德政权及其继任者面临的严峻问题.
　　体制评价
　　对阿萨德政治体制的评价 总体上说,阿萨德体制作为叙利亚当代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形态,具有复杂性、混合性和过渡性的特征.
　　从政权组织结构上看,阿萨德体制虽具家长制色彩,但又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虽是权威主义,但具有完善、系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其政治目标并非一般权威主义政权具有的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虽有军人政治色彩,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约束了军人干政,并提高了军队的职业化程度；虽是复兴党一党专政,但在现实政治中党的权力相对较小,党领导军队的目标远未实现.
　　从政治统治的手段和方法来看,阿萨德政权不仅凭借宪法、议会、政党、官僚机构、意识形态等进行管理运作,而且利用宗派、家族、地域、个人权威、利益裙带等传统的社会关系纽带,以及以“家长制”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来进行统治.
　　就政权与各利益集团和社会团体的关系而言,国家政权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国家官僚阶层的利益,但由于体制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特点,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并有自身的独特利益.只有从这种复杂性、混合性和过渡性特征出发,才能合理地评价阿萨德体制的具体历史作用.
　　一般而言,评价一种政治体制是否合理、有价值,应主要看在此体制下,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和成就,以及体制能为此提供多大的后劲和潜力.从整个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这种标准无疑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经过阿萨德30年的统治,叙利亚从一个涣散弱小的国度逐渐转变成一个团结稳定、独立自主、具有相当综合国力的地区强国.可以说,这是阿萨德政权最大的功绩所在.
　　30年来,叙利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的特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整体上讲,阿萨德体制能够适应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因而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与此同时,也应从其他角度出发,更为全面地评价阿萨德的政治体制.首先应看到,阿萨德体制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围于政治上的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宣传以及国家安全的考虑,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徘徊,没能给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无疑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民众的热情,造成经济发展迟缓.
　　就体制的合法性而言,政权虽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下阶层的支持与拥护,但城市工商业阶层和政权的关系仍较为疏远,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甚至对政权采取抵触和对抗的政策,一些自由民主人士也对政权的专制统治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而且,政权的合法性仍缺乏建立在法制理性基础上的制度保障,制度化程度尚不充分,个人权威、裙带关系以及军人政治因素依然存在.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政权一方面能够动员和组织社会群体大规模地参与政治生活(尽管有时是强制性的),但另一方面又限制反对派群体参政,甚至进行严厉压制,做出一些损害民主和人权的事情.从民主化的角度看,这种体制元啻于民主进程的巨大障碍.
　　总之,在叙利亚的现代化进程中,阿萨德的政治体制大体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无庸讳言,该体制还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局限,为叙利亚的政治发展留下了负担.阿萨德去世后,其子巴沙尔继承权力.叙利亚政坛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阿萨德确立的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叙利亚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
　　痛别阿萨德
　　2000年6月13日是叙利亚最悲伤的日子,3天前逝世的阿萨德总统在这一天离开了首都大马士革,返回自己的故乡卡尔达哈镇.大马士革百万市民满怀悲痛的心情,送别这位为捍卫叙利亚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为叙利亚人民的幸福奋斗一生并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人. 上午8时,阿萨德总统的灵柩由陆、海、空三军10名将领和士兵肩扛,在军乐队的引导下,从总统的住所向著名的倭玛亚广场行进,早已等候在广场和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的各界群众,手持黑纱和阿萨德的肖像,不停地呼喊着悲壮的口号.
　　通往广场的各条街道人流似涌,宏大的倭玛亚广场变成了人的海洋.当载着灵柩的炮车经过广场时,人群中爆发出巨大的呼喊声和悲痛的哭叫声,人们不顾一切地涌向灵车,想最后看一眼为他们的幸福操劳一生的总统.许多人跟随着灵车奔跑,想在几公里的长街上多送总统一程.
　　灵车在通往城西卡西尤山上人民宫的宽阔街道上缓慢地行驶着,街道两旁高层建筑的阳台上,站满了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久久望着西行的车队,用悲伤的眼光目送总统远去
　　上午10时许,阿萨德总统遗体告别仪式在宏伟的人民宫举行.人民宫是阿萨德总统生前会见各国国家元首的地方.今天人民宫显得格外庄重肃穆,阿萨德总统的灵柩被安放在人民宫的侧厅内.叙利亚党政军领导人首先在萨德的灵柩前默哀致意,接着各国代表团陆续走进厅内向阿萨德总统遗体告别.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苏丹总统巴希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法国总统希拉克等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代表出席了阿萨德总统遗体的告别仪式.由中国政府特使、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大马士革,参加了告别仪式,并同阿萨德之子巴沙尔进行了会见.
　　下午3时30分,告别仪式结束.阿萨德的灵柩在一片哭声中离开了人民宫,由亲属和叙党政军领导人陪伴,乘专机去家乡卡尔达哈镇.傍晚,阿萨德总统的遗体将在卡尔达哈镇家族的墓地下葬.阿萨德总统故乡的人民正等候在当地的机场,200多万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