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 私学文化 中 明本思潮 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 私学文化 中 明本思潮 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 私学文化 中 明本思潮 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 私学文化 中 明本思潮 的表现
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见于《左传》、《论语》、《墨子》等典籍.《左传》述史,对各类新思想收录详备,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时代思潮概貌.《左传》首先注意到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记载了许多发展经济、体恤民力等德政,强调“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文公十三年）“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昭公三十年）.《左传》还把民与“礼”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例如,齐景公在与晏子一次对话中竟领悟到尊民是“礼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尤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不仅继续强调民与“天”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民与“神”的关系,在理论上具有更大尖锐性及更明显的突破性.如说：“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这些开明言论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孔子继承了《左传》中所述的民本思维,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这些提法均见于相关史料中）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墨子》中也有激烈的民本思想.但相对而言,孔子中庸主义的民本思想符合宗法社会实际及其继续发展的逻辑,因而有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此后孟、荀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战国时期民本思潮进入鼎盛阶段.无论是此时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君主自食其力业余从政）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辩,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儒学阵营中的孟荀两位主帅,尤其得力于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情怀及快乐追求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影响极深.荀子此后也发出许多振聋发聩的警告.如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荀子·王制》)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在两千年来同样起着警钟长鸣作用.
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当时士阶层的变化与教育的新需求,改变了“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会大变革中,原有的一些贵族阶层逐渐没落,士阶层在不断壮大.没落贵族具有“六艺”等文化知识,便成了求职谋生的一种技能,能在文事方面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所需的服务,可充当官吏等.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私学的发展开辟了相应的市场.其次,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养士成风.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阶层,学习文化,就成为改变身份、实现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没落的贵族官学已不可能培养士,它那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能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创办私学,开展私学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学在四夷’说明春秋末叶私学已存在于四方各地”[1].
春秋私学的兴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教育基础.“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2].首先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变革的需求.割据的各列强统治集团亟需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新文化的文士为他们的集团利益服务,官学已不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私学便应用而生.各种学派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内涵,拓宽了教育途径,创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为维护各统治集团或贵族阶层的利益,培养了所需的人才；同时,为士阶层向统治者们宣传各自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舞台.他们也借此逐步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私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文化开始通过广泛的私学形式传播于民间.私学逐渐形成了自由办学、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形成了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等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家和学术思想流派.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