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提供些明朝的杰出历史事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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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步思想家,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顾宪成
　　1595年的早春,一位昏死过去几次的病人又一次顽强地睁开双眼,46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又在他的脑海中流淌,他感慨万千,不禁口占一绝：“妄拟古之人,岁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应有事,莫将夭寿贰吾心.”意见是说,我从小就立志要像古代的伟人那样做出大事业,但岁月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而今年近半百,生命垂危,且一事无成.然而我怎能去考虑自己的生老病死呢?一息尚存就当奋然进取.这位病人就是明代进步思想家顾宪成.
　　矢志求学 关心国事
　　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初七,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二十三日.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面奋发读书的决心与进取向上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熟读书,即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
　　知识是海洋.顾宪成既不拘守于一家一说,也不厚古薄今,视野开阔,博览群书,涉猎百家,还读了大量宋代人的近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程颢的《识仁篇》、张载的《西铭》以及朱熹、陆九渊、邵雍、王阳明的著作.他善于掌握全书的主旨大意,不沉溺于训诂章句之类,所以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思想.顾宪成在读书中,非常仰慕前贤先哲的为人,一心想仿照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思想举动去行事.他自撰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当时社会风气不正,一些人品德很不端正,没有是非观念,注重私利,见风使舵.顾宪成对这种状况愤愤不平,时时想找出矫正的办法,做到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明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习书经》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时人将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顾宪成从此名闻遐迩.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当时,得中进士的人就可进入官场,顾宪成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持正为官 反遭削职
　　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皇帝明神宗和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结合成为一股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窥败,财政拮据,而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州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是日非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仁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时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的张居正病情加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歌功颂德的心理,便联名醵金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认为现在全国官场风气日下,一切不问是非,一味迎合顺从,朝政败坏到了歙人忧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这样,他便拒绝参加.同事担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击,便好心地代他签名出钱,顾宪成得知后立即骑马前去将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现了不附权势的耿直性格.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没有受到追究.
　　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君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官员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主持东林 讲学议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顾宪成从北京回到家乡泾里.顾宪成在朝中因公务繁忙,积劳成疾,再加遽遭削职,冤屈难伸,因此在长途跋涉回到家中后体质极弱,病痛频发,好几次生命陷入垂危.然而他绝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尽管已不能在朝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乡做些有益的事.顾宪成认为：讲学,可以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顾宪成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就此展开.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前来泾里的人很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宇、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即使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举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
　　东林讲学博采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长、不执门户之见,讲学内容也较为广泛、丰富、适用,主要以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也兼及并包括一些必要适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具体实际的应用与管理方面的知识在内,还与评论政事得失、乡井是非连在一起,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要求学生身体力行.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和江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本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数沉溺为科举功名之士和从事考据、词章之士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猪取名利的手段,即使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脱离社会实际地空谈玄理.顾宪成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学术观点,从现实和封建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沉溺功名或空谈心性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学术思潮都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具体学问的漠不关心.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如同把干柴放到烈火之上那么危险,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他认为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气节,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那付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同时,顾宪成也以一庶民身份积极参与事务和评论朝政,将注意乡井民情和关心国事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万历三十二年,以贩粮谋点微利的赵焕在江阴长泾（今江阴长泾）为税棍俞愚、金阳暗下设计,被活活打死,并将尸体沉入附近河内.他的儿子赵希贤多次为父讼冤,由于乡宫相互包庇,一直得不到申雪.顾宪成为此一面写信信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请他代呈灾情,上达朝廷,以便量情及时给予救济.顾宪成又写信给漕运巡抚李三才,向他反映灾区情况,恳请他尽力通融接济灾民.顾宪成对朝局的败坏十分关心,但他鼓励东林这员不管时局千难万难,一定要坚守职责,直言敢谏,精诚谋国,“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天下有一分不可为,亦不可犯手”.意思是说,只要天下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决地干不去,切不可知难而退,归居林下,使一邦宵小奸党全面控制朝政,同样,只要有一丝一毫不该做的,也绝不参与插手,绝不能同流合污,使政局更为糟糕.
　　政局反复 不改初衷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因言行举止,竭诚坦荡,赢得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钦佩,而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已走入官场,这样就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许多东林官员纷纷上疏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顾宪成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为了实现自己的救世理想,便奉旨动身前往南京赴任,由水路放舟至丹阳附近,不料因头痛毛病复发,无法坚持,只得作罢,弃官折回,继续从事讲学议政.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复,廷臣之间因东林官员李三才能否入阁发生了激烈的党争.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攻击朝廷内有许多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勾结一起,结成“东林党”.这样东林书院公开卷入政治漩涡,许多士人惧怕因与东林书院有瓜葛而罹祸,因而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产生戒畏之心并抱回避态度.但顾宪成认为东林讲学不能因心有人攻讦,不能因为政局变化,就改变讲学议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要按原定计划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全部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气世统统混为一谈,弄得吏治人心大败.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从此,国家政治更加枯稿.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景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 讲事也逐渐凋零.
　　次年,一生忧国忧民的顾宪成走完了他62岁的人生历程.留下的著作有《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会约》、《东林商语》、《南岳商语》、《仁文商语》、《虞山商语》、《经正堂商语》、《明道商语》、《质疑篇》、《桑梓录》、《朱子二大辨序》等.
　　顾宪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学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中年以后把讲学与议政活动结合起来,开辟了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励着后人关心国事,热忱报国.
　　土木蒙尘,保卫北京---明京师保卫战
　　明京师保卫战是明朝以于谦为首的军民抵抗蒙古瓦剌军侵犯的正义战争.
　　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子也先继父即太师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
　　正统十四年（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廷无主,国无重臣,主力溃散,京师空虚,人心未固之机,继续南攻,企图占取明都城京师,迫使明朝投降.
　　败讯传到京师,举朝震恐,文武百官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共商国事.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逃.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他说,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他针对危局,奏请确立新君,主持朝政,以固人心.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兵入援京师,誓死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安全.于谦的主张得到皇太后、朱祁钰及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和支持.经批准,于谦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有了这些人力和财力条件,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激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九月,群臣合请朱祁钰即皇帝位.几天后,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景帝.景帝登位,使瓦剌借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破产,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
　　明廷得知瓦剌已向京师逼攻,立即戒严京城.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
　　明廷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京师策略.京师总兵官石亨提出：“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认为不可,面对强敌,不能示弱,主张到城外背城迎接敌人,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师九门之外.石亨和范广镇守德胜门（位于城北西侧）；都督陶瑾镇守安定门（位于城北东侧）；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位于城东北侧）；武进伯朱瑛镇守朝阳门（位于城东南侧）；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位于城西北侧）；副总兵顾兴祖镇守阜城门（位于城西南侧）；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位于城南）；都督刘德新镇守崇文门（位于城南东侧）；都指挥汤节镇守宣武门（位于城南西侧）.于谦身先士卒,到防守的重点德胜门亲自督战.军阵布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敌不意,指挥神机营突发火炮、火铳,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瓦剌军大败,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亡.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师迎接.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明军斩敌前锋数人,迫其北退,孙镗又率军追击.瓦剌军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拚杀,一度退到城边.幸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毛福寿于京师西南各要口设置伏兵,以待策应.将领之间要加强联系,互相应援.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受挫后,又在彰义门发动进攻.于谦命武兴、王敬、王勇率军迎战瓦剌军.明军神统、弓矢、短兵前后相继,挫败了敌军的前锋.但明军自己也乱了方阵,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掷砖投石,阻遏了瓦剌军的进攻.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逃走.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京师旦夕可陷.但经过五天的激战,明军屡获胜利,士气旺盛.瓦剌军屡败,士气低落.而进攻居庸关的五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墙壁结冰,瓦剌军无法进攻.经过七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均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敌无数.
　　也先又听说明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下令北退.于谦命明军乘胜追击,二十四、二十五日明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固安等地大败瓦剌军.各地人民因不堪瓦剌军的骚扰,也组织起来进行袭击.明军夺回了瓦剌军沿途掳获的许多的百姓和财物.至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围解.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也先退走后,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廷内部出现了议和妥协的苗头.于谦沉着谨慎,指出也先的阴谋在于借此向我索取财物,万万不能中敌人的奸计,申戒各边镇将帅要一如既往地做好防御工作.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年）的几次侵扰边寨均被明军击退.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了改编.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无隙可乘,也先利用英宗进行诱降、胁和、反间的政治阴谋又被明朝识破,拒绝与他议和言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于景泰元年八月无条件将英宗送回北京,恢复了与明朝的臣属关系.这充分显示了于谦领导明军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彻底胜利.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了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明朝军民打败了瓦剌军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保住了京师,使明朝在军事上转危为安.京师保卫战的胜利,除了军民的支持外,于谦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胜不骄,败不馁,临危不惧,自始至终保持清醒头脑,果断沉着,迫使敌军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条件下就范.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能做到“片纸行万里,无不惴惴效力”.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发扬光大.